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意义,该文是关于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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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表明在当前的历史关节点上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掌握关于中国道路的话语权、总结历史经验、解决现实问题和指明未来方向.同时,只有直面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紧紧把握时代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会有其生命力.因此,坚持问题导向,重启1990年代指导经济“软着陆”等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政策研究,既是历史的承袭,也是时代的要求.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把中国的故事讲好,更需要在解读中国、引领中国的理论竞争中形成战略定力,把好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话语权；中国奇迹；中国道路；新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6-0006-07
一、引 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下提出,体现了其特殊的时代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使命在于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应对经济“新常态”等现实问题的政策原则,把握中国道路的未来走向.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独立自主选择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的道路.保持道路选择的自主性,要求掌握中国道路的话语权,形成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指导中国政策的话语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之所以在当前条件下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原因就在于当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掌握关于中国道路的话语权,建立指导中国发展的话语体系.
话语权的意义在于我们以自己的理论解释中国问题和中国道路——如何解释,关系重大.对过去30年改革和发展道路的解释,既关系到对以往道路的定性,更关乎对“当前是什么主义”的回答；对现实问题的剖析,既关系到当前问题的解决思路,也关乎未来方向的历史抉择.一言蔽之,话语权之争也是主义之争和道路之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1].从“政治经济学”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内涵和外延,都一次比一次更加明确和具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认识越来越深化,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党 在这个时候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作用,就是针对当前国内外的现实状况,打造关于中国道路的话语权体系,以期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理清思路、分析问题和指明方向.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义.具体而言,总结历史经验、解决现实问题和指明未来方向,都涉及中国道路的学术话语权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意义也具体表现为这三个方面.
二、总结历史经验：中国成就的话语权之争
中国经济发展在过去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使“中国崩溃论”不攻自破.在此背景下,西方学界的某些学者又试图将中国经济的成功解释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成功,从而兴起了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大讨论,其实质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话语权之争,而话语权之争归根到底又是主义之争和道路之争.
（一） “中国奇迹”和西方学界的话语转换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建设并不为西方世界所看好.特别是苏联东欧剧变后,欧美在意识形态领域抛出了“欧美式 制度将一统天下”、“新自由主义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和“21世纪共产主义将在历史上消亡”三大预言,并在此基础之上衍生出了“中国崩溃论”等新论调,试图唱衰中国[2].1994 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发表了《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1994年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质疑亚洲国家的发展成就,并一再抛出“中国崩溃论”.“中国崩溃论”在过去三十多年反复出现,不绝于耳,既表明西方对中国实力上升和自身实力下降的焦虑,也体现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意识形态霸权及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思维[3].
然而,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巨大增长,被世界公认为20世纪的历史性事实,已经成为世纪之交人类经济增长和发展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国经济的崛起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从欧美转向亚洲.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已经转向了亚洲,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在亚洲崛起为世界经济引擎的过程中,中国的作用最为重要——和“亚洲四小龙”相比,中国经济体量大且持续时间长.同时,中国奇迹也令那些笃信西方自由主义的学者们备感压力——对于中国未遵循“华盛顿共识”而取得的成功,他们迫切需要作出合理解释.
如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巨大成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面对这一问题,西方世界话锋急转,转而承认“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并争夺其理论解释权,试图将其解释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唐晓总结了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评价话语的转变[4]：欧美媒体首先对中国的发展速度之快和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困惑,在其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又开始高度关注“中国模式”问题.
“中国崩溃论”反映了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意识形态霸权,关于“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的话语转换也出于同样的意识形态考虑——其意图非常明显：如果中国经济改革失败,那是因为没有遵循普适的新自由主义路径；而中国的成功,也正是由于遵循了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二） “中国模式”的话语权之争
中国以自己独有的经济模式,实现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中国的经济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崇尚的“华盛顿共识”——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和苏联东欧国家遵循的资本主义休克疗法形成了强烈对比.同时,中国的经济开放模式也和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不同.但是和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结果,在理论上引起了激烈争论,即中国成就和中国奇迹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自我完善的成功,还是新自由体制在中国实施的成功.和之对应,之前理论界出现了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西方主流学者普遍将中国模式归结为市场经济和政府主导的结合,或自由经济和威权政治的结合,往往将之和某种“资本主义”模式联系起来,如“威权资本主义”、“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5].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著名左翼学者大卫·科茨除了指出一个积极主动的政府的重要作用外,还突出强调了渐进式改革和所有制结构在中国模式中的重要地位[6].肖恩·布雷斯林主张用“李斯特式发展型国家”的概念理解中国模式,认为李斯特的发展型国家表明了中国模式、以前亚洲的国家发展主义模式和更早的欧洲和美国的国家主导型发展体制之间的连续性,“不是从中国模式的角度来思考,而是讨论中国特色的李斯特式发展型国家,或许是更正确的做法”[7].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布鲁斯·迪克森提出了新中国模式的概念,认为金融危机后中国在三方面更新了发展模式：创建“国家级冠军”品牌,推动中产阶级的壮大以及提高治理水平和增加公共产品[8].针对西方世界围绕“中国模式”的激烈争论,布雷斯林总结道：“中国模式”之争无非是话语权之争,“‘中国模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言语行为——以特殊的方式对其进行谈论和定义,使它变得真实,并赋予其真实的力量”.有学者概括[9],西方主流和非主流学者将中国模式解读为以下五种模式：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第三条道路”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后社会主义模式.国内学者也参和到这场话语权的争论之中,尝试为中国奇迹提供切合中国国情的解释.杨春学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动力是竞争,其特点是各级政府的横向、纵向竞争和无数企业的竞争交织在一起,且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迫使政府和企业采取了合作行为,这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机制[10].张宇认为中国模式是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和基本道路的概括和总结,其主要内容是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贯穿于其中的核心主题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既有相对稳定的一般性的特点,又是一个处在不断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概念,既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体现了特殊的时代特征、民族特色和制度要求[11].徐崇温认为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多次提到中国模式,其着眼点在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中国模式体现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无产阶级尊重民族特征、民族差别的一贯要求,可供别国借鉴参考,但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强加于人；中国模式要和时俱进地不断完善,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12].郑永年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讨论了中国模式,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由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他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经济发展对最低限度社会政治秩序、有效产权保护、基本社会正义的需求以及 化所需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五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的政治模式.他认为从经济上看,中国模式为复合型或混合型经济模式,可以从混合所有权制度、出口导向和内部需求的关系以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三个方面概括中国的经济模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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