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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城市管理创新的“网格化社会治理”,是近年十分流行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但网格化治理渗透了“管制型思维”,实质上有悖于法治和 的方向,应当受到合法性考量.更优化的社会治理,必须发挥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建立法治导向、 协商、文化融入的新型治理模式.
关键词：基层社区；“网格化”社会治理；协商 ；法治中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1-0048-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协商 和战时法治视阈下革命根据地社会治理经验研究”（15CSH001）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韩伟（1982-）,男,陕西绥德人,陕西省社科院政法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法律文化、法律社会学.
新世纪以来,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开始在中国各省市,特别是城市基层社区广泛应用.对于网格化社会治理的实质和价值,及其在实践中出现或潜存的问题,虽有数量不少的论著涉及,但还缺乏理论层面的系统论述,更鲜见有对此管理模式的批判性思考.本文依据西部基层社区调研材料,在全面依法治国及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背景下,对网格化治理作批判性反思的同时,尝试提出基层社会治理的更优方式,作为引玉之砖.
一、 基层社区网格化社会治理的探索
网格化社会治理是近年来各地颇为关注的一种做法,但它的提出及运用,并非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而是在“社会管理”和“维稳”模式下形成的,并借由“社会治理”创新继续推进.
“网格化”的思想最早来源于水、电、煤等管理,其核心在于用户提交需求的简洁性和网格相应需求的精准和迅捷.根据现有资料,较早提出并运用“网格化管理”的是北京市东城区,早在2004年,该区即以精细化的工作理念,首创了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创新提出了“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规范化运行、信息化支撑”的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目标,将现代化信息技术和传统管理方法融合兼用,将社会群众的力量和专业组织的力量协调整合.[1]随后,上海市、浙江省东阳市等地基层社区、村镇,相继开展了网格化社会管理的尝试,网格化社会管理一日千里,并形成管理型、“参和型”等多种模式.然而,在网格化管理发展中,也产生了发现和处理问题、考核和监督机制、法规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问题,[2]阻碍了网格化管理效能的发挥.
2010年以来,基层社会管理的背景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一方面,以移动互联为中心的信息化技术飞速发展,推动着社会管理的信息化；另一方面,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管理模式开始向社会治理模式转变,政府自上而下的单一管控开始向政府、社会多元主体参和的模式转变.网格化社会治理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形成并发展的.我们以“东山社区”为中心,对城市基层的网格化社会治理进行了调研,深入了解了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的最新进展.
“东山社区”虽位于中等城市,但却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城市社区,它由位置紧凑的数十栋住宅楼组成,辖区内居住4105户,人口13315人,社区服务中心就建在小区内.2012年以来,该社区推行了以“网格化”为基础的“一联四化”社会服务管理新模式,建立了街道、社区、网格 社会服务管理平台,完善了网格信息资源及社会管理系统,建立了全面、详细、准确的人、地、事、物、组织等综合信息数据库,形成“天上有眼、地上有网、网中有格、格中有人”的社会管理体系.这其中,网格化的社会管理系统构成新模式的主要支撑,新招聘的20名网格员构成队伍保障,每名网格员具体负责约7栋住宅楼,联系和服务约250户居民.在制度建设方面,“东山社区”有不少创新,除了社区建设制度,针对网格化管理新模式,制定了社区“网格员管理办法”,确定其工作内容和考评方式.更重要的是,社区制定了“村规民约”,试图利用这种“民间法”的形式,形成社区文明和谐的新秩序,该“民约”部分内容是：爱国爱党、遵纪守法、诚实守信、互帮互助,支部领导、谋划思路、村委协作、落实部署,村民自治、 监督、一事一议、共商共谋.形式上看,新的“村规民约”体现出党领导下的 协商及社区自治,具有较大的进步.
概括来看,以“东山社区”为典型的城市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新模式,细化了管理层级,建立有队伍保障,形成了制度框架,更为引人瞩目的是,采用了信息化时代最新的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技术,不仅提高了基层的管理效能,更体现了一定的技术含量,可以说是新时期社会治理的一种创新.
二、 网格化社会治理的实质分析
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看起来十分新颖,不仅推动了社区管理的精细化,还融入了信息技术,因此相关的研究,也多将其视为基层社会管理的一种革新,认为其针对社会管理服务,实现了常态化、长效性,优化了流程和机制,建立了监督评价体系.[3]然而,究其实质,我们不难看到“维稳”和压力型体制下“管制型思维”的影子,对社会各层面管理强化的倾向,显示其还未能真正实现“管理”向“治理”的转化,更未能完全体现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趋向.
网格化社会管理,实际是将街道之下的社区再一步细化,以若干栋住宅楼作为一个“网格”,为每一个网格配备相应的管理者.这一提法表面新鲜,其内在的思路,其实早已延续在中国两千年的行政管理历史中.自秦汉起,中国就奉行了“编户齐民”社会管理措施,它实质上是一种“奴隶制”的特殊形态,人民在国家的生产体之中,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都不能完成自由和独立,基本上作为国家的劳动力,为出生地的户籍所束缚,没有迁徙自由,作为编户之民,处于国家的支配、隶属之下.[4]编户制的初衷虽然着眼于土地税收,但它却常常和“连坐制”杂用,实际更利于强化对社会的管理,进而实现国家的稳定.然而,秦朝打破“家”的*秩序,建立依靠法令的全面社会管制,其结果恰恰走到社会稳定的反面：秦朝的个体更强调其内化于家庭,作为“家”“行伍”的重要元素,刑罚中连坐制度的大肆推广,明确将个体规制于法规范内而无所遁形.如此,个体不仅是王权的臣服者,也是顺民理论的驯化对象,自身存在的意义完全丧失,秦法变为强化集权统治的防民、驭民之术,削弱了个体智能发展,[5]实际上也杜绝了有活力的社会自治的可能.法令的极端细密化、严苛化,导致了民心的丧失,也成为秦朝早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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