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主导因素与其演变,此文是一篇现代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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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先后有三种主导因素对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分别是文化权威、政治权威和市场权威.由于主导因素的变迁,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也随之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关于评价机制的主导因素及其演变的研究有助于对中国现代作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定位.
关键词：评价机制；文化权威；政治权威；市场权威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2-0171-005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往往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较大的变化,有时甚至是天壤之别.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文学史就是现代作家的沉浮史.这就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很难对一个作家进行全面而准确的评价.这种现象的出现从表面看是因为时代的变迁.实际上,其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原因.
对一个作家的评价显然离不开一定的评价机制.作家的评价机制是文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往往会决定一个作家的名望和文学地位.一般来说,作家的评价机制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评价的作用.但由于现代中国的特殊情境,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常常处于动态的演变之中.既然评价机制发生了演变,那么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出现变化也在情理之中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因素是复杂多变的,但真正对评价机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主导因素只有三种：文化权威、政治权威和市场权威.由于这三种主导因素的变迁,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也随之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一
由知识分子参与并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对后来的新文学作家的评价机制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由此产生的文化权威在“五四”乃至“五四”后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影响中国现代作家评价的主导因素.
毋庸置疑,“五四”是现代文人的黄金岁月.这场由文人发动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直接造就了一大批文化权威.何谓权威?詹姆斯·科尔曼有过非常精辟的论断,他说：“具有权威地位的人通常拥有大量资源,他寄极大的期待于使用这些资源,因此,如果不服从这种权威,后果将极其严重.”[1]科尔曼的解释指出了权威的基本特征：一是拥有大量资源且处于核心位置,二是要主动使用这些资源.由此看来,“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郭沫若、李大钊、茅盾等人都曾先后成为文化权威.他们或指点江山,或激扬文字.他们往往站在社会制高点,振臂一呼,响者云集.这些文化权威们都毫无例外地关注和指导过新文学的发展.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等尽管文化权威们对新文学的把握水平各异,甚至存在外行指导内行的嫌疑,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权威性.
文化权威们的巨大影响力不仅仅来自他们的核心位置,更来自他们手中的文化资源.“五四”时期的文化权威们往往会借助自己掌控的现代期刊来扩大其影响力.如陈独秀之于《新青年》,鲁迅、周作人之于《语丝》,茅盾之于《小说月报》等新文化权威与现代媒体的相互结合对“五四”作家评价机制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四”作家的出道与成名大都与这些媒体的推介有关.如《新青年》对于鲁迅,《晨报》对于冰心,《小说月报》对于丁玲,《创造》等创造社刊物对于郭沫若、郁达夫等此外,现代出版机构也加强了与文化权威们的合作,在推介新文学作家及其作品方面也是不遗余力,如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局、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说到新文化权威与现代媒体的结合,茅盾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茅盾1916年入商务印书馆工作.1920年受命改革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并把它变成文学研究会作家的主要阵地.他不仅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1927年茅盾在《小说月报》发表了长篇论文《鲁迅论》,对鲁迅及其作品第一次作了全面评价,这也是现代文学史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作家论.由于论文作者和论述对象均为“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其权威性和影响力不言而喻.茅盾还对“五四”时期的其他重要作家如冰心、庐隐、许地山、徐志摩等专门做了评论.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学评论家,茅盾的作家论对这些作家的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四”时期形成的这种以文化权威为主导的作家评价机制,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作家的评价起着潜在的影响.
1935至1936年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显然是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全面检阅.为了扩大这套丛书的影响,赵家璧精心策划运作,特意邀请了当时文化界权威参与编写.蔡元培作总序.全书共十卷,分别由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编写.我们不难看出这一串名单的权威性.除了蔡元培应景式的总序外,其他十位文化权威直接参与了大系的编写工作.按照统一的编写体例和要求,每位编写者各负责一种文体,在编选具体作品之前,每人须完成一篇导言.无论是导言的撰写,还是具体作家作品的编选,都不可避免涉及对作家的评价.如鲁迅在《小说二集·导言》中就对弥洒社作家、狂飙社作家、新潮作家、莽原社作家、乡土文学作家等进行了凝练而准确的评价[2].在作品的编写数目上也能体现编选者对作家的的评价高低.郁达夫在《散文二集》中总共选取16位作家的131篇作品.其中,鲁迅24篇,周作人57篇.[3]周氏兄弟占了一半以上,这也客观反映了当时文化界对周氏兄弟的推重.而郁达夫对鲁迅、周作人、冰心、朱自清诸作家的独到点评已成为经典.事实上,由文化权威们参与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已不仅仅是一部作品选集,同时也具备了文学史的初步特征.其中关于“五四”作家的评价和定位对后来的文学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不同于文化权威的形成,政治权威所依赖的不是文化资源,而是政治资源.以政治权威为主导的作家评价机制就是指借助政治权威的力量来决定或影响作家的评价标准.在现代中国,由于特殊的情境,政治对文学的介入已是不争之事实.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政治化不断加强的过程.大革命失败后,在经历短暂的低潮后,无产阶级文艺开始兴起并最终成为三十年代最有影响的文学思潮.“五四”时期的文化权威们不得不面临严峻考验并随之发生分化,或转向革命阵营,或转向自由主义阵营,或投向反动阵营.其实这种分化早在“五四”退潮时就端倪初现.随着政治权威的彰显,一种以政治权威为主导的作家评价机制逐渐形成.这种评价机制在“左联”时期起到了令人瞩目的作用,当然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讲话》进一步确定了这种评价机制,“政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使之合法化、经典化.有了这个评价机制,我们就不难理解同是解放区成名的作家,赵树理和孙犁却在评价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同是一个作家,丁玲的前后期小说创作却有天壤之别.而王实味的悲剧命运或许能找到一点原委.这种评价机制轻则影响作家的文学地位,重则影响作家的前途及命运.从延安时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因这种评价机制而导致的文人苦难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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