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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十年磨剑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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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朱万曙先生的《徽商与明清文学》是一部研究明清文学生态变化的力作,呈现出研究视界的聚焦性、立论基础的坚实性、研究向度的立体性等特点.

关键词:《徽商与明清文学》;研究视界;立论基础;研究向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4-0173-004

日前,朱万曙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徽商与明清文学”的最终成果《徽商与明清文学》[1]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项目自2004年申报,到2011年结题时被评为优秀,到最终成果2014年出版,历时十年,正可谓“十年磨一剑”,为学界奉献了一部研究明清文学生态变化的力作.

在朱先生之前,关于明清文学中的商人形象已有部分论述.如邵毅平先生的《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2],就将中国古代文学中商人题材与商人形象的塑造进行过全面的梳理;陈书禄等学者从士商关系的转变或“士商契合”的角度分析了明清文学的转型等问题.明清两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得到不断扩增,这一社会结构的变化,势必引起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乃至文学的变化,这种变化,以往的文学研究未曾给予充分的注意.朱万曙先生的《徽商与明清文学》恰恰就是从这一独特的视角,通过徽商这富可敌国而又遍布全国的商帮和明清文学生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立论的,乃填补徽商与明清文学关系研究空白之力作.

《徽商与明清文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讨论徽商与明清文学生态,包括徽商的崛起和“贾而好儒”的文化性格、徽商与明清文人的交往、徽商与明清文学传播、徽商家族与文学传统、徽商与明清戏曲、明清文学中徽商题材的创作等六章;下编主要探讨明清时期徽商的文学创作,包括徽商文学创作的蔚起、徽商文学创作的特点及其价值、明代文学创作个案、清代文学创作个案等四章,另外还有绪论、结语和两篇附录.如果说上编在具体探讨明清文学生态变化,阐释徽商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那么下编就是徽商在明清文学生态变化中所起作用的具体例证与实践.整部书征引雅博、论断精审、逻辑严明、浑然一体,体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一、聚焦的研究视界:通过代表性强的徽商*商儒互动对明清文学生态变化的影响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生产与交换之后,就诞生了商人和商业.商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又被称为“商贾”.何谓“商贾”呢?汉代的《白虎通》曰:

商贾,何谓也?商人之为商也.商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也.贾之谓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来,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贾.[3]

从这个对商贾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商贾所独有的特点在于流通、便民、求利,也可以得出商人在整个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商人阶层也不断扩增.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就记载了明代正德前后社会上对待商业态度的变化:“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应四民各有定业.等百姓安于农田,无有他志.今去农而改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4]何良俊的记载说明在正德以后,进入商人行业的人数越来越多,经商已经成为农、工之外的又一个重要的社会分工,商人阶层较之以前是成倍的增扩.另外,曾经担任过嘉靖、万历朝重臣的张翰在《松窗梦语·商贾记》中描绘了大江南北各地商贾异常活跃的情形和地域特点:“大江以南,荆楚当其上游,鱼粟之利便于天下,而谷土泥涂甚于《禹贡》.其地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郧、襄上通秦、梁、德、黄,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捍云贵、郴、桂,通五岭,入八闽.其民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焉!”[5]

在全国各地的商人群体中,徽商是不容小觑的力量:

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6]42(明.王世贞《赠程君五十叙》)

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6]213(明.万历《歙志》卷十《货殖》)

如果前一句说的是徽州人对经商的热情以及徽人从商的比例,那么后一句则告诉我们徽人经商的活动区域极其广泛,徽人经商的足迹不仅遍布许多都市大邑,而且也深入到一些乡镇,从省到府,从府到县,从县到乡镇,可以说,遍地都洒下了徽商辛勤的汗水与足迹.

明清时期的商帮很多,历史学界有“十大商帮”之说.但作者为何选择徽商来探讨商人与明清文学之关系?这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商帮,徽商有着“贾而好儒”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故而从徽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当时明清文学生态的变化,更具有代表性.

循此思路,朱万曙先生在本书中首先探讨了徽商之于明清文学生态变化的关系.上编六章,从徽商的故乡徽州文化传统入手,首先论述了其与其他商帮文化性格的不同,以此为基础,分别论述了徽商与明清文人的交往、与文学传播、徽商家族的文学传统以及与明清戏曲的关系,其着力点集中于徽商的崛起对明清文学生态的影响.例如,徽商由于“贾而好儒”的文化性格,较之于其他地域商帮,与文人的交往更频繁密切,书中详细考察了诸多徽商与文人的交往,以及对文化的崇尚姿态,特别以哈佛大学所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为材料,考察了明代徽商方用彬与当时文士们的交往情形,分析了他与文人交往的动机和效果,并进一步分析了文人对商人的复杂心理和观念的变化——正是由交往而发生的态度的变化,带来了文人书写商人态度的变化,商人形象不再仅仅是追逐金钱、充满铜臭气的,而是有文化追求的.这就是徽商对文学生态影响的结果.正如朱先生所言:“这种商儒互动或士商契合对于文学思想和创作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1]50

普列汉诺夫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表现,它的内容和形式是由这个时代的趣味、习惯、憧憬决定的.”[7]明清时期,因为商人阶层的扩增,商人在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以在明清文学中,商人生活也必然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对此,本书第六章《明清文学中徽商题材的创作》也进行了探讨.作者首先对大量的徽商传记进行了搜集和分析,具体而细致地阐述了明清徽商传记的写作动机与宗旨、徽商传记中徽商形象的建构、徽商传记中的文学价值.这既是将徽商传记作为专门的对象进行整体观照,也是聚焦徽商领域,探讨徽商的兴起对文学生态的影响.作者还将目光投射到明清的白话小说中,从《三言》、《二拍》、《西湖二集》、《杜骗新书》、《石点头》、《贪欢报》、《一片情》、《醉醒石》、《生绡剪》、《十二楼》、《豆棚闲话》等小说集中梳理出关于徽商形象的描写,用表格的形式将徽商出现的回目、活动地点及对徽商的描写都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从而见出了这些小说作品中徽商的“贾而好儒”、乐善好施而又贪念女色等性格特征.徽商成为小说的形象,同样是文学生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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