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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春秋至战国初期,新型士阶层崛起步伐显著加快.庶民得名师教诲,全凭个人学识和能力辅佐明主建功立业而位至诸侯卿相者,大致是从李悝开始的.中国古代的改革家能像李悝这样既大功告成又稳保身家性命的实属罕见.这无疑是得益于子夏和魏文侯在魏国造成的浓郁的儒家文化氛围.
李悝其人学界熟知.这里,着重弄清李克和李悝究竟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
《史记·货殖列传》记“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平准书》记“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孟子荀卿列传》说李悝“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谓李悝“尽地力之教”,《艺文志》记儒家“《李克》七篇”班固自注“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记法家“《李子》三十二篇”班固自注“名悝,相魏文侯”.如此则李克、李悝均为魏文侯相,都实行“尽地力之教”,分明是一个人.但是,《汉书·古今人表》又记李悝和段干木、田子方等并列“上下”（三等）,记李克和魏文侯、魏成子等并列“中上”（四等）,显然是两个人.
清代崔适《史记探源》认为李克即是李悝：“悝、克一声之转,古书通用.”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赞成崔说.郭沫若也讲：
说者多以为（李克）即是李悝的异名,我看是很正确的.因为悝、克本一声之转,二人时代相同,地位相同,思想相同,而李悝尽地力之教,在《史记·货殖列传》及《平准书》则说“李克务尽地力”.儒家中既有李克,法家中又有李悝者,也就如儒家中既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杂家中又有“《公孙尼》一篇”.《古今人表》中把李悝和李克分为二人,那应该是班固的错误了.
现代学界对于崔、钱、郭观点有赞同者、有反对者.反对者以杨宽先生论述最详：
《史记·货殖列传》《史记·平准书》“李克”当为“李悝”之误.《汉书·古今人表》列李悝于第三等,李克为第四等,作为两人,是不错的.李悝是法家,而李克乃子夏弟子,是儒家.《汉书·艺文志》有《李子》三十二篇列于法家,说是“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又有《李克》七篇列于儒家,说是“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李悝初为上地守,曾为秦所败,又曾大败秦人,见《韩非子·内储说上》和《外储说左上》,后为魏文侯相.李克是魏文侯时所属中山之相.《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翟黄对田子方说：“得中山,忧欲治之,臣荐李克而中山治.”《史记·魏世家》记翟璜对李克说：“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另《说苑·臣术篇》同.《吕氏春秋·适威篇》载：“魏武侯之居中山也,问于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高注以为是武侯分封于中山时.《淮南子·道应篇》作“魏武侯问于李”,高注：“李克,武侯之相.”也是指武侯分封于中山时的相.战国史料上未见有李克为魏文侯相之说,《汉书·艺文志》说李克“为魏文侯相”,当是“为魏武侯相”之误.《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书记李悝和李克两人事,区别清楚,不相混淆,两人的主张也不相同.《韩非子·难二篇》说：“李克（今本误作“李兑”,从孙诒让说改正）治中山,苦陉令上计而入多.李克曰：‘语言辨,听之说,不度于义,谓之窕言.无山林泽谷之利而入多者,谓之窕货.君子不听窕言,不受窕货,子姑免矣！’”韩非曾发表很多议论,驳斥李克之说,认为“人事”“天功”都能够使得“入多”,“非山林泽谷之利也”；并且指出李克之说是“无术之言也”.如果李克即是李悝的话,李悝主张“尽地力”,正是极力鼓吹通过“人事”谋求“入多”的,不可能发表这样的见解.同时韩非的评论也不对头了.
笔者赞同崔、钱、郭的观点；在此对杨宽先生上面的论述驳议如下：
第一,《史记·货殖列传》《史记·平准书》两处记“李克务尽地力”,并非偶尔误记,可以互证；《汉书·艺文志》记李克“为魏文侯相”,可和《淮南子·泰族训》“李克竭股肱之力,领理百官,辑穆万民”互证.杨先生谓《史记》这两处李克,均“当为‘李悝’之误”,于理难以说得通.偶尔一误说得过去,两处记述相同,岂能轻易否定?又谓《汉书》“李克‘为魏文侯相’当是‘为魏武侯相’之误”,也缺乏根据.杨先生说李克只是中山相,没有担任过魏文侯相,证据只是《吕氏春秋》等记武侯封于中山李克为相,“战国史料上未见有李克为魏文侯相之说”.这不足以否定《汉书》记李克“为魏文侯相”.因为子夏弟子的时代,正是顾炎武所谓《左传》之后“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的一百三十三年间,此间人和事,今传“战国史料上未见”者实在太多,正需要兼采汉代史家记述来弥补.从《史记·魏世家》记李克深得魏文侯信任的情况来看,《淮南子·泰族训》“李克竭股肱之力,领理百官,辑穆万民”的记载,和《汉书·艺文志》记李克“为魏文侯相”都是可信的.李克先为中山相,以后又为魏文侯相,是完全可能的.两者并不互相排斥.
第二,杨先生强调“李悝是法家,而李克乃子夏弟子,是儒家”,显系受到当时过度夸大“儒法斗争”之影响.其《战国史》作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1980年出版.当时学界对于儒、法两家的认识界限分明.《战国史》难以像《先秦诸子系年》那样揭示“法源于儒”的历史事实,难以像《十批判书》那样正视子夏门下政事弟子亦儒亦法的身份,可以理解.
第三,杨先生所引《韩非子·难二篇》李克言论,实不足以证明李克和李悝主张不同.李克“语言辨,听之说,不度于义,谓之窕言.无山林泽谷之利而入多者,谓之窕货”云云,是其任中山相时针对“苦陉令上计而入多”,向年轻的中山君所讲,故有“子姑免矣”之语.上计,指战国、秦、汉时期地方官进京上计簿,报告本地当年人民户口、钱粮收入、盗贼、狱讼等事项,类似当今官员的年终述职；窕言,《文选》注引作“膠言”,《广雅·释诂》云：“膠,欺也.”《方言》云：“膠,诈也.”王先慎曰：“窕,本为空虚不充满之言,引申之凡虚假不实者,通谓之窕；‘窕言’者,虚言不可信以为实.下文‘窕货’者,虚货不可恃以为富也.”由此可知,“苦陉令上计而入多”,即上报虚假不实的收入数字.这既是李克发现的问题,也是韩非记李克言论之前陈述的事实.李克所谓“无山林泽谷之利而入多者,谓之窕货”,是说单纯农业种植收入是有限的（至今仍然是这样）,超过限度的上计收入数字,是虚假不可恃的“窕货”；而不是说“无山林泽谷之利”绝对不能多收入,亦更非反对通过“人事”以谋求“入多”.韩非于此对李克的问难,显系误解.李克之语,只是就事实向中山君讲述“君子不听窕言,不受窕货”的道理,是在治理中山过程中辅导其君,尽其为臣而又为傅的职责.李克所讲的道理,应当是君子为政——用人做到知人善任,理财做到量入为出的基本前提,并没有什么错.《韩非子》《史记》都记翟璜曰：“臣荐李克而中山治.”可见李克治中山是十分成功而大获好评的！李克及时发现苦陉县令年终上计“入多”,说明其精通地方政务,熟悉辖区各地经济条件,上计之前已对该县农业收入有一个基本估算,故能辅导中山君既“不听窕言”,又“不受窕货”.这和《汉书·食货志》记李悝“尽地力之教”,在对“地方百里”农民收支进行匡算的基础上平抑粮价,避免发生“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的情况,以保持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做法,本是高度一致的.正因为李克精于理财,既不听信虚报“入多”数字而加重赋敛,也不过高估计财力而重用虚报者,才能够富民、足食进而强兵,一旦发生灾荒饥馑也能有备无患,这才取得“中山治”的效果.所以,仔细审视此则材料,不仅不能证明李克、李悝不同,反而让人更加相信李克即是李悝.
弄清楚悝、克本是一个人,其生平就比较清楚了：他早年学于子夏,出任中山相之前还曾经任上地守,率军和秦战而互有胜负.《韩非子》记载：
李悝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令下而人皆疾习射,日夜不休.及和秦人战,大败之,以人之善射也.
李悝和秦人战,谓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驰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于是皆争上.其明年和秦人战,秦人袭之,至,几夺其军,此不信之患.
这说明子夏设教,在其“哭子失明”前也像孔子一样有武艺传授,孔门再传弟子仍然是文武兼备的.李克学成出仕,由上地守、中山相,直至魏国相,其相中山是相魏国的准备,治魏是治中山的扩大.至于李克的历史性政绩,主要有两项：一是“尽地力之教”以富民强国,二是撰次《法经》以治国安民.对此以往论者多有论述,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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