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音乐作品中弱化民族特性,本论文可用于新音乐作品论文范文参考下载，新音乐作品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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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方20世纪“新音乐”大多数作品弱化民族特性问题的探讨,目前中外学者还较少触及.而民族特性在新音乐作品中的具体体现、如何影响作曲家的创作行为等等,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现象,也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问题.
音乐的民族特性作为一种特殊的概念,在传统语境中它的内涵并不复杂,但在笔者所查找的音乐文献资料中,尚未见到对音乐民族特性做具体的、多层面的界定,我想这也是使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难以深入的限制性因素之一.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民族特性的基本内涵做出界定,哪怕是初浅的,并试图以此作为判断新音乐作品是否显含或隐含民族特性的参照依据,这也是构成本文探讨这一问题的基本条件.
笔者以为,纵观历史,优秀的音乐作品,往往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民族特性.西方音乐的民族特性体现有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具有显性特征的民族特性指音乐作品中明显地表现出民族音乐语言、民俗风情、音调、调式、节奏及民族的风俗习惯；具有隐性特征的民族特性指音乐作品蕴含着民族特有的心理特征和民族文化精神、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气质.这两个层面,是西方音乐文化历史长期积淀和一直延续下来所具有的渊源流长的文化内核.而一旦从根本上改变了与主流传统音乐文化的承继关系,也就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弱化了音乐的民族特性.新音乐大多数作品正是因为与传统的“割断”,才形成不同程度的对民族特性的弱化,这也
是新音乐一切缺憾的根源之一.
一
当我们以极具内在张力的民族特性视角来审视西方20世纪新音乐中大部分无调性、十二音体系以及各种试验性音乐作品时,就会发现,我们很难在其音乐语言中找寻到它们显含或隐含民族特性的脉络以及与主流传统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有以下两点：其一,新音乐大多作品音乐语言与他们的民族音调、民族调式和节奏没有直接的联系；其二,新音乐大多作品缺乏鲜明的民族文化精神、民族性格、民族情感与民族气质.
20世纪50、60年代的音乐作品,可能是这一方面最极端的例子.这些作品总是表现为回避规范准则,脱离“固定音高的音响”、“旋律”以及“附和着旋律的和声”等,其作品基本上割断了与民族音调、民族调式和节奏的联系.
下面对此类代表性作品做一个简单介绍：
英国作曲家戴维,贝德福德(DidBedford,1937—)的女高音作品《献给英国的月亮》(Musie for Albion Moonlight).
德国作曲家施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1928—2007)的五组乐队与电子乐器《混合》(Mixzur)、无伴奏打击乐《循环》(Zyklus)、电子乐器《孔塔克特》(Kontakte).
奥籍匈牙利作曲家捷尔吉,利盖蒂(Gy6rgy Ligeti,1923—2006)的管风琴音乐《音量》(Volumina).
意大利作曲家布索蒂(Bussotti,1931－)的声乐、乐器与朗诵《萨德的》(Ia PassionSelon Sade)与《为戴维,图德而作的五首钢琴小品》(Five Pieces for Did Tudor)等等.
以无调性、十二音体系、序列音乐技法创作的新音乐作品,凸显出“三无”的创作模式,即无明确的调式感、无稳定的调性感、无和声的“功能”关系.其作品民族特性的内涵清浅可触,显然难以承载他们的民族语言以及民族文化精神,甚至也未能担负起音乐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这可以勋伯格、贝尔格、韦伯恩的部分作品为例.
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三首钢琴曲》(作品11号,1909)、《钢琴小品六首》(作品19号,1911)、《钢琴曲五首》(作品23号,1920—1923,也被称为是一首十二音体系的先驱作品)、十二音体系的作品《钢琴组曲》(作品25号,1924)、十二音序列《乐队变奏曲》(作品31号,1928)、《钢琴作品》(作品33号a,1928)；贝尔格的无调性与十二音体系相结合的弦乐四重奏《抒情组曲》(1926)；韦伯恩的十二音体系的作品《弦乐三重奏》(作品20号)、《交响曲》(作品2l号,1928)、《钢琴变奏曲》(作品27号,1936)、《九件乐器的协奏曲》(作品24号,1934)等等.其中勋伯格的《钢琴组曲》(作品25号)虽借用了人们熟悉的巴罗克组曲形式,如前奏曲、加沃特、缪赛特、间奏曲、小步舞曲、吉格,但与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审美效果相去甚远.
二
在新音乐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其大多数作品对民族特性的弱化与缺失,使之有可能显示出下列弱点：
第一,造成音乐作品的时代性与民族特性失去对应与融合.新音乐虽然开辟了西方音乐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从新音乐时代性特征上说,无疑具有不可否认的意义,如勋伯格的《一个华沙的幸存者》(1947)、贝尔格的《沃采克》(1921)、彭德雷茨基的《广岛受难者的哀歌》(1960)、奥涅格的《太平洋231号》(1923)等都是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但与此同时,这些作品对无调性、十二音体系、新音色技法的运用,使音乐中所特有的民族特性也随之被弱化,其直接后果是淡化了民族灵魂内核,疏离了音乐赖以存在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命之源.
新音乐这种弱化民族特性与西方传统音乐观是有明显区别的.从西方音乐历史上看,西方两千多年延绵不断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孕育并造就了西方音乐史上伟大作曲家和作品的诞生,像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肖邦、勃拉姆斯以及19世纪、20世纪的民族乐派等等,在他们的音乐创作中,时代性与民族特性并行不悖,相做到益彰.
下面举两位作曲家为例：一是贝多芬,作为一生几乎都追求时代感的音乐家,他的音乐作品的民族文化形态情结并没有被遮蔽.“英雄主义基调”被赋予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民族文化特征的新的内涵,最鲜明地体现了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转型时期的音乐文化的时代特征.在这其中,民族特性无疑是贝多芬音乐的基础和核心,如德奥音乐艺术先辈的遗产、法国革命音乐——群众歌曲、民间音乐.贝多芬音乐作品之所以能产生强烈的震撼,除了他精湛的作曲技术以外,民族特性与鲜明的时代特征的对应与融合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他的音乐丝毫离不开民族音乐文化的土壤,并始终与时代精神之脉共同搏动,可谓二者殊途同归的典范,至今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是卡罗尔·席曼罗夫斯基(Karol Szy-manowski,1882—1937).作为一生大半时间追求西欧现代作曲技法的20世纪初的波兰作曲家,他的音乐创作活动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席曼罗夫斯基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他的风格不是在发展,而是兜了一个圈子.他从肖邦的故乡出发,冲出浸染着肖邦传统的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新音乐作品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新音乐作品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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