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批评的情动转向,本论文可用于情动论文范文参考下载，情动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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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而言,“911事件”不仅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埋下了隐患,更是为在1989年之后新构建的世界秩序嵌入了不安定的因素.“911”之后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随后的“次贷危机”、欧洲普遍的经济下滑等等.无一不在说明过去的二十几年.与其说西方国家获得了新自由主义的胜利.毋宁说他们为这胜利付出的代价之深,以至于社会普遍产生了一种消极情绪.这种消极情绪也是今天我们面对新自由主义的不确定性和政治虚无主义的主要情动机制（affective apparatus）,
在近年的文化研究领域.一些消极的形容词频繁出现,比如“创伤’（trauma）、“忧郁”（melancholia）、“无常”（precarious）、“残酷”（cruelty）等等.这些词汇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体现出“911”之后西方社会的一种普遍忧患意识.它延伸出一种疑惑甚至是质问,其矛头无疑就是新自由主义下的当代秩序.而对于这几十年来的当代艺术创作而言,其针对的问题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艺术仍需保留批判性.这个观点是可理解的.但由于当代性正脱离现代性的话语范式,朝向一种更加短暂、临时和模棱两可状态的特点,所以当代的批判性较现代性内部的批判要复杂做到多.那么这种复杂的批判性是什么?它以哪些手法实现?它意味着当代艺术批评怎样的转向?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的新书《坏的新时代：艺术、批评、紧急情況》（Bad NewDays：An,Critici,Emergency,以下简称《坏的新时代》正是在这样一种质问式的写作背景下层开.从反思新自由主义的视角回应上述问题.
《坏的新时代》考察了过去二十五年间西欧和北美艺术及批评的变迁.该书截取了五个当代艺术的片段,围绕“低贱”（abject）、“档案”（archival）、“模仿”（mimetic）、“无常”（precarious）和“后批评?”（post-critical?）五个关键词.全面探讨了当代艺术创作及其批评与新自由主义和反恐战争的诸多关联.对于福斯特而言.这五个词不仅是今天当代藝术的基本生态.也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困境重重的时代的缩影.福斯特将其描述为“坏的新时代”.
在《坏的新时代》一书中,福斯特列举的第一个当代艺术特点是“低贱”,他将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低贱状态”（abjection）运用到艺术语境中,通过考察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20世纪90年代带有感的摄影、安德烈斯·塞拉诺（Andres Se～ano）的《尿液基督》以及麦克·凯利（Mike Kelley）的那些带有恋物癖情节的作品,指出近年来当代艺术中的这种“低贱”倾向呈现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低贱作为方法,从而探索现实的创伤（trauma）；另一种是再现低贱状态的条件,从而让这种低贱在作品中呈现出一种煽动力.将“低贱”作为当代艺术的一个关键词可以看出,福斯特想要了解,当代艺术如何通过揭示灾难所带来的创伤,来反思主体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境遇.
第二章是有关以‘档案”为创作方式的当代艺术实践.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波坦斯基等人运用人种志和考古学的方法.并结合档案的形式进行艺术创作.近年来的当代艺术实践中,这样的创作手法更加常见.早在《实在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eal）一书中.福斯特就从“作为人种志学家的艺术家’（artist as enthnographor）角度,考察过档案艺术的创作倾向.在《坏的新时代》中重新提及这个问题,可见福斯特敏锐地把握住了当代艺术向人类学转向的现象.但在今天.这种人类学转向的新意不仅是跨学科实践的新意,还暗含着一种在历史的档案里寻求人主体性建构的意义,而档案艺术所起的作用就是呈现人类对历史事件作出的感性反应,并探索这种感性反应如何成为一种批判的力量,调节历史和当下的时空关联.
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围绕“模仿”和“无常”两个关键词,在“模仿”这一章中,福斯特首先对“媚俗”（kitsch）进行了分析.在格林伯格的文本和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福斯特看到了媚俗所承载的社会意义,那就是“媚俗是让我们为存在感到满意的工具”,换言之,媚俗在福斯特看来就是对存在的认同（agreement）,随后,福斯特将这种媚俗引申到政治上,提出了当代集权的媚俗（totalitarian kitsch）.他认为自“911”之后,集权的媚俗成为了一种新的秩序弥漫在社会之中,如今媒体对和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宣传.已经变相地成为了一种政治集权,在民众中澈发出一种媚俗心态来麻痹民众.通过考察罗伯特·戈伯（Robert Gober）和约恩·凯斯勒（Jon Kessler）的作品.福斯特指出前者是对政治媚俗（political kitsch）的模仿.而后者是对政治信息娱乐（political infotainment）的模仿.而这种模仿的策略都旨在揭示艺术作品的意义从乌托邦向反乌托邦（dystopia）的转向.换言之,当代艺术放弃建构乌托邦的幻想,而致力于揭示当代的现实性,通过这种写实手法,艺术家们提出的问题是：在这个媒体助长“政治媚俗”的时代,现实和虚构的边界茌哪里’人类对真理的追求与人类苟且的生存哪一个更重要?随后,通过对伊萨·根泽肯（Isa Genzken）作品的分析,福斯特指出第三种模仿的策略,即在模仿社会的恶化（exacerbation）状况中揭示灾难的能量.这种策略具有强烈的辩证思维,它一方面通过模仿来批判当前恶化的社会情况.而另一方面又肯定了这种恶化状况中的积极因素.福斯特在当代艺术现象中提炼出“模仿”这个关键词,其目的并不在模仿本身,而是在通过对所模仿对象的考察来让我们思考新自由主义社会中的诸多问题.比如媚俗、政治的虚无主义,商品的奇观,以及混沌的碎片时空,然而,模仿这种策略不仅是揭示,还是一种批判,正如福斯特在本章结尾所指出的：它让我们看到“在这古怪离奇的器官中（organ of the outlandish）,仍然存在着批判的力量”.当然,这种批判的力量更直观的体现就是直接介入新自由主义秩序的风险和无常（preca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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