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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回忆录论文参考文献：
《顾维钧回忆录》 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叙述生动,为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珍贵史料.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组织翻译出版 《顾维钧回忆录》,不仅着眼于学术,亦有对海外华侨、对台湾统战的考虑,在此过程中隐然可见大陆与台湾之相互竞胜,颇为耐人寻味.
一
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声名卓著的职业外交家,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历任外交要职,在夹缝中运用其才智折冲樽俎,周旋于列强之间.一九五六年顾氏在台湾驻美大使任内退休,此后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 “总统府资政 ”,一九六七年退休后定居美国.顾氏一九六〇年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开始其口述回忆录,历时十七年终告完成,最终整理成英文稿达一万一千余页.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由顾氏正式捐赠哥大.顾氏与国民党政府渊源颇深,联系紧密,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要求哥大将回忆录原稿复制一套赠予台北“*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大陆学界则因与海外学界长期隔膜,对此回忆录虽有所闻,却直至一九八〇年仍不曾得见.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日,中国驻联合国总部司长陈鲁直致信原外交部人员张之毅 （此时已借调至近代史所）,着重提及：“顾维钧的女儿日前找我谈,她父亲口述的一套回忆录,以缩微胶片形式存在哥大,原稿有一万多页,未经校核,但其中有不少可供参考的资料,大多是他本人亲身参与的第一手资料.她去年退休后,拟把书通读一遍,然后将重要的史料钩辑出来,准备出书.但读了一些之后,发觉这是远非她一人能够完成的任务.她的近代史知识也不足以担此任务.顾维钧本人尚健在,但已九十三岁.自己自然做不了,连指点她女儿来做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想到国内的研究机构,如果近代史研究所有兴趣,她当然极愿合作.台湾方面因顾未肯将回忆录送台对他不满,大概也不会很好利用他提供的资料.”
张之毅很快将此信息转告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丁名楠,丁向主持近代史所工作的刘大年汇报此事.刘大年对此极为重视.于五月二十二日向中国社科院提出报告,申请外汇以向哥伦比亚大学购买回忆录缩微胶片.报告中特别强调：“顾本人和顾菊珍都极愿大陆机构同他们合作,以完成该书的整理和出版工作.顾维钧不愿将回忆录送给台湾,因而引起了台湾当局对他的极端不满 等鉴于顾维钧年事已高,而台湾又积极争取该稿,此事似宜迅速*.”
因顾氏回忆录本为与哥大合作之产物,且哥大为此投入达二十五万美元之巨,回忆录原件自应捐予哥大.顾氏同时将复制件赠台湾近史所,则陈鲁直信中所言“台湾方面因顾未肯将回忆录送台对他不满 ”显然并不确切.但这一信息因契合大陆方面之期待,无疑受到相当重视,在近代史所的报告中予以特别强调,并添加了带有推测性的 “鉴于顾维钧年事已高,而台湾又积极争取该稿 ”一语,以突显出购买回忆录胶卷的价值与紧迫性.
陈鲁直于五月三十一日致函张之毅予以纠正：“关于台湾同这个回忆录的关系,前函说法可能引起误会.顾本人不想把原稿交台湾当局,但台湾的有关机构曾向哥大买了缩微胶片.不过,至今无人把它出版.顾菊珍主要想我们帮她整理.”
六月十四日陈鲁直复致函张之毅,进一步解释曰：“台湾方面弄去的复制本,据顾 （按：指顾菊珍） 说是她的后母送去的.但至今无人准备整理出版.”
七月二十五日陈鲁直致函王咏、张之毅,指出 “台湾出版过一本 《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系纽约市立大学研究院和昆士学院国际公法与远东政治教授董霖整理的.董曾任国民党‘立委’,当过大使、顾问等职,他的这本书只摘译了回忆录中的有关部分,篇幅不大,正文不过八十页,但称曾经顾本人审阅认可.书中的图片等资料也是顾提供的.”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顾维钧之女顾菊珍之所以寻求与大陆方面合作翻译出版此回忆录,亦有一定的背景.顾菊珍生于一九一七年,抗日战争期间在英国伦敦大学攻物理,学成后回国在贵州工作.抗战胜利后赴美,在联合国工作三十年,曾任联合国非殖民化事务部非洲司司长.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一九七二、一九七四、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年曾四次回国.她“在联合国协助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回国后对她礼遇较高,外交部副部长曾会见、宴请过 ”（近代史所：《顾菊珍简况》）.显而易见,她同中国大陆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但对于顾维钧曾将回忆录复制件赠台北近史所之事,顾菊珍为避免大陆方面猜疑而可能有所隐讳,因而不免含糊其辞.实际上,早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日台湾 《*日报》 即报道顾维钧将回忆录复制一份赠台湾的消息,大陆方面已有所关注.是年六月顾菊珍回国时,上海统战部陪同人员张世凤曾向她问及此事,“顾说是哥伦比亚大学送给台湾的 ” （《孙思源致秦佐贤》,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八日）.
从陈鲁直以上几函不难看出,台湾方面与顾氏回忆录的关系为其关注的重心所在.起初他对之所知有限,甚至不无想当然的意味；随后多方了解渐知详情.实际上,顾菊珍、陈鲁直多少有些过虑了.在刘大年等人看来：顾维钧毕竟与国民党政府关系紧密,其将回忆录复制本赠台北近史所亦在情理之中；更为关键者在于,台湾虽然已先获得回忆录复制本,却未能整理出版以充分发挥其价值,大陆方面若能翻译出版,则不仅能在学术层面胜过台湾一筹,在政治层面亦可得统战之功.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还是相当谨慎的.在决定与顾菊珍商谈翻译出版回忆录之前,不仅派人向外交部、上海统战部了解顾菊珍、钱家其的情况,并且整理出一份材料,包括顾维钧简历、口述回忆录概况、顾与孙中山的交往、顾对几个军阀的看法、顾与国民党的关系等内容.材料以较多篇幅论述顾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并不深.如谓顾维钧 “虽当上了国民党的官,但对国民党始终看不起,在巴黎很少接触国民党驻法的负责人”.
顾菊珍与其夫钱家其应近代史所之邀,一九八〇年十月十日赴北京磋商回忆录出版事宜.顾、钱亦颇为谨慎,提出顾维钧的回忆录“作为历史资料,可以供内部参考,有些内容不宜于在国内公开出版 ”；顾菊珍甚至 “觉得在接触中有个别人对她父亲的回忆录估计过高,希望过大,她怕持这种想法的同志失望 ”,“从专家的角度看,（顾维钧） 可以说是个外交方面的专家,蒋介石也正是用他这一点.他的回忆录,恐怕也只是从外交的角度提供了一点历史资料,不要寄予过高的希望 ”.顾菊珍还表示,回忆录 “没有必要全部出版.是否出选本,是内部出,还是公开出,一切由国内决定 ”.接待者在简报中强调：“顾、钱热爱祖国,通情达理,对顾维钧及其回忆录的评价也较恰当,没有提出任何使我们感到为难的问题.”（《接待顾菊珍、钱家其情况简报》,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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