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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评正路论文参考文献：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陆中国,社会、思想层面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分化,“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似乎并非是末期清帝国的专利.一方面是物质、技术的迅速膨胀,物质的“繁荣”达到空前的顶峰；另一方面却是人们精神上的迷茫和不安,面对日益增长的高昂房价时的垂头丧气,以及国强民窘正在愈演愈烈的困境.特别是精神上的失落,使得青年一代也失去了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能力,未来、理想这些本来属于人的正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却变成了奢侈品,就连当下的现实也常常“无法自主”.面对这样的乱象,如何能够做出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思考,是检验一个学者对大陆中国和世界中国的感知和认识能力的试金石.
周志强教授近些年的文化批评可谓风头正劲,其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和他犀利独到的眼光和理论通俗化的叙述特点,正在形成一种小气候,尽管有很多观点值得商榷.
上篇 文化批评的正路
自涉足文化批评领域,周志强以他敏锐的神经,触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领域,尤其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时尚热点问题,透过蛰伏的纷繁的现象表层,深入到社会内部矛盾和精神内核,力图呈现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病灶”.
王一川在为爱徒周志强新作作序时说：“我本来以为,他还一直在心无旁骛地延续他多年前的那些理论特色鲜明的文艺理论及文化理论研究等但这次读到他即将出版的新书稿《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以下简称《精神裂变》）,我还是着实吃了一惊：原来,他终究没闲着,冷不丁才华横溢到社会时尚的文化批评中去了！”事实的确如此,和此前的《大众文化理论和批评》《汉语形象中的现代文人自我》等一些专业性著作不同,周志强开始摈弃了 塔式的闭门造车和清谈哲学.
先锋作家余华曾说：“和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的确,当下中国的现实,似乎比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复杂、荒诞,大众常常流连于社会乱象的表层而模糊了事件本身,因为忙于各种专业和科研考评的诸多教授们也是雾里看花.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来说,人文关怀理应是学院派所必备的,但是因为工具理性和现世利益的驱使,这一职业素养自90年代以来已经为绝大多数人所抛弃.他们辛勤地致力于专业研究,为发表考评的核心期刊论文摩拳擦掌,为申报项目、评奖、晋级、挤入圈子等绞尽脑汁和勾心斗角,寒来暑往、乐此不疲,和谐社会下的中国大陆学术界因此欣欣向荣.在这种繁荣景象中,一个个莘莘学子熬白了头发,糟蹋了身体,也虚度了青春和生命,可怜又可悲.周志强能够在搞好“正业”之余,兼顾着文化批评的“副业”,即在夹缝中始终关注社会、关心民生,其新作《精神裂变》便显示出其拳拳关爱之心.
作为关注公共社会的知识人,周志强已然宣称自己并非是那种 塔里的工具性、技术性的纯粹学院派学者,这一点难能可贵.更为可贵的是,周志强有能力把握现实,看懂当下,并以全方位、多角度的姿态和神采飞扬的话语模式介入其中.从“国强民窘愈演愈烈”“思想的想象力正在衰退”到“精神分裂的途中”,从宏观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到微观层面的个体的心理情感体验,周志强以他广阔、深刻的视角和眼光对现实做出有力的批判,奉上了一场“讽喻诗学”的视觉盛宴.
在《国强民窘,何以如此?》中,周志强谈到,“在政治经济领域,权力控制的稳定有序和资本逐利的混乱粗暴造就了公民个人生存境况的窘境”,“资本政治化造成公民对政府管理方式、社会控制能力和生活保障体系的严重失望,从而出现了国家稳定强大、个人却感觉失衡渺小的吊诡心态”.这里的“公民个人生存境况的窘境”,不妨说是在强大的国家权力无限制地扩张的同时,公民个人的权益便被压榨到极点,从而产生所谓的公民无权的焦虑.不错,当国民越发感到身心的困窘和焦虑,他们就越发期望通过“个人奋斗”去改变自身的困境,然而事实又是,当前日益固化的社会现状,又在极大程度上使得这种“个人奋斗”最终化为泡影,这种恶性循环或周期律的结果,进一步导致和加重社会戾气的养成.
在《唯美主义的耳朵》中,周志强首先借助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说,通过对当下两档音乐娱乐节目——“中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进行剖析,提醒公众声音也是一种政治.他说道,在我们身处一个商品拜物教主导的社会时,一方面,是声音的狂欢化带来的集体性 ；另一方面,抽空政治学内涵的声音,代替了我们唯美主义的耳朵,形成一种“伪美主义”的生产逻辑.周志强还从这两档音乐节目所创造的“ 丝逆袭”“个人奋斗”的神话中,看穿了当下中国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伪经验”的生产和盛行.
《越来越需要“快乐”》和《“微”抵抗还是娱乐 》把矛头直接指向当下愈演愈烈的快乐、娱乐文化.和美国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不同,周志强看到中国娱乐文化泛滥背后的生产逻辑,即“大众文化的傻乐美学”.周志强对此是有自觉意识的,从奥运张艺谋到《三枪》张艺谋,“从娱乐至死到傻乐至死,大众文化完全剔除了自身残存的反思和质疑的痕迹,变成了以‘傻乐’为自我认同的群体文化.”“‘傻乐’,作为被国家美学工程暗中激励的一种的文化形式,必然把‘躲避反思’作为‘轻松生活’的重中之重了.”这就好像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和社会的词汇》导言中探索“文化”（culture）一词的演变史一样.罗兰·巴特曾指出,在还存在着不公平和不平等的时候,让人快乐的文化,就是无耻的；而只有让人们觉得刺痛和沮丧的艺术,才是充满了批判和反思精神的文化.
在《不要让诺贝尔奖叫走中国文学的魂》中,周志强独具慧眼指出,莫言的创作“代表了另外一种有意思的中国文学走势：比现实主义少了政治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意识,动不动就祭出‘人性’‘人类’或者‘文化’这些空洞得足以营销全球的‘口香糖话语’来捕捉同好者的懵懂迷离的眼睛,好像这才是世界级大师风范；又比现代主义多了历史、风土和故事,能以恢弘的气势和令人折服的叙事,构造中国历史的‘民族志’.在这里,莫言高调宣称的不谈政治,反而成了中国诸多同类作家的共同政治：文学乃是写作的狂欢、叙事的艺术和心灵的创作,‘批判’‘揭露’‘现实’和‘矛盾’,那是20世纪的低级写作游戏话语.”这样精妙绝伦的判词无疑最深切地将以莫言为代表的当下中国作家的一种创作症候 裸地揭露出来,令人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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