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湾原住民文化符号域建构和原住民书写,本论文为您写符号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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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化符号域是族群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空间.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探讨原住民文化符号域构建中的主体性、边界性和二元性问题,并对原住民这一“想象之共同体”的文化建设和原住民书写的语言、文体和身份主体进行考察,从而指出原住民基于多重身份、兼具亚文化和反文化特征的书写对其族群文化的重建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台湾原住书写文化符号域共同体主体性
台湾原住民的政治文化运动已经历时数十余载,在去污名化、政治正名和文化传统复现等方面都取得了斐然的成绩.纵观几十年来原住 动在族群间相互整合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到一个超越族群和部落边界的“想象之共同体”已经初见雏形.原住民14族的信仰、语言、文化、风俗和人种构成都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一“想象之共同体”的建立,其根本立足点是原住民各族群共同的政治和文化诉求.在台湾学者林宗明的访谈笔录中可以见到原住 动领袖对建立这一“共同体”之必要性的认识：“从原住民的角度说,应该先有原住民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才有各族如排湾族共同体的认同,再来才有地区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反过来讲,整个原住民共同所面对结构上、体制上的问题必须先解决,才可能解决个别族群、地区的问题.”
由于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原住民各族群为求力量的整合而联成一体、共同发声,这有利于原住 动的发展；然而这样的举措也带来了以下问题：一、各族群本来面貌各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族群文化本身各有边界,而这一建构起来的“共同体”边界和主体性何在?二、在这一文化“共同体”中,原住民作家把汉语作为跨族群的书写／言说工具,他们的书写如何实现各族群之间、原汉之间的对话和对汉文化的“逆写”?三、任何文化系统都具有二元性,即有自己的中心和边缘,在原住民文化作为亚文化、处于边缘地位的背景下,原住民书写应该如何帮助本族文化完成从“亚文化”到“反文化”的过渡,避免走向中心时被主流文化的元语言改造、变形?四、原住民作家的写作题材应该怎样从族群经验扩展到“人”的存在经验,在写作中表现出创作主体和文本的多元性和复调性,实现写作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由于原住民这一“共同体”还处于形成的过程中,内部的具体整合和建设尚未完成,对以上问题的讨论和思考对帮助其建立一个开放的、富于创新的文化机制是不无裨益的.
文化符号域的边界、主体性和二元性
“符号域”(semiosphere)是苏联符号学家尤里·洛特曼提出的文化符号学术语,它被视作人类文化模式得以实现的“连续体”,既是文化存在的条件,也是文化发展的结果.符号域具有自身的边界,它必须具有封闭性,才能体现文化自我和“他者”的区别；同时,它也必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才能保证文化向前发展.因此,任何文化要建立自身的主体性,即要确认自己“是什么”,需要先确定自身的边界所在.换句话说,文化对自身的认识需要一个“反面之镜像”——即“他者”的存在.
在原住民各族和其他文化相遇之前,其文化传承基本上是以部落为单位的,对自身的文化并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认识.日本几十年的殖民统治和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同化政策,一方面打断了各族群文化和传统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也促使各族群的知识分子在危机中觉醒,重新打量和定位自己的文化.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一“共同体”本身并没有一个具有主体性的身份,仅仅是一个被动的客体,是被书写和言说的对象,是一团散乱、沉寂、没有清晰界限的星云.原住民群体由于自身的主体性失落而集体失语,也因为没有形成一个既有边界性又有开放性的文化符号域,外来文化和价值观可以直接侵入各族群的文化系统,原有的文化文本被任意改写、涂抹和消音,造成族群文化的急剧断裂,“原住民”这一群体亦以被严重歪曲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域当中.
经过原住 动数十年的努力,台湾原住民已经争取到“政治正确”的地位,泛族群认同(Pan-indigenous Identity)也已经基本形成.在这样的认同之下,原住民文化建设的主体和文学创作的主体被确认为原住民知识分子和民众本身.这一边界的设立保证了原住民文化重建过程中的界限和弹性,也有利于各族群在自身主体性之上打造一个“共同主体性”.然而,尽管原住民文化域的自身边界和主体已经确立,其自身文化的发展却仍然面临困境：在台湾的整体文化空间中,原住民文化是作为亚文化而存在的,它在台湾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主文化域中处于边缘地位；因此,原住民文化不仅仅需要建立内在的文化中心,还必须向外发展,在主文化域中争取一席之地.
如上文所言,文化符号域存在自身的边界,任何进入该符号域的外来文化必须经过其自身的元语言改造,才能为该文化所接受.而文化符号域的元语言部分,也就是其文化的中心,它在整个符号域中呈向外辐射状,由强至弱的影响着文化系统中不同地位的文化文本.在文化符号域的中心和边缘之间同样存在着边界,因此,处于边缘地带的亚文化要进入文化符号域中靠近中心的位置,必须经过元语言的改造,才能获得文化认同.而经过改造的亚文化,自身的元语言往往被扭曲、误读,成为展示文化多元性的工具,在表层的繁荣之下,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创造力都受到破坏.要在走向“中心”的过程中保持文化的自我,就必须变“亚文化”为“反文化”,在保持自身元语言的同时对主流文化既有的元语言系统进行批判.结合原住民文化符号域的主体性、边界性和二元性问题,对原住民书写的语言、形式和创作身份进行讨论,或许能够为原住民“共同体”的文化建构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以何言说：原汉语言的互动关系
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域中,语言作为“第一模拟系统”(Primary Modeling system),反映着这一文化主体对世界的基本逻辑和看法.罗兰·巴尔特认为：“语言是一种立法(legislation),语言结构则是一种法规(code).我们见不到存在于语言结构中的权势,因为我们忘记了整个语言结构是一种分类现象,而所有的分类都是压制性的：秩序既意味着分配又意味着威胁.”语言是文化主体性和权力的体现,因此,在自然语各异的原住民“共同体”内用何种语言作为书写和交流的手段,是原住民作家和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原住民没有书面文字,文化的延续依靠的是族群代际间的口耳相传；因此,全台湾于上世纪四十年*始的“国语推行运动”使得原住民本族语和文化都面临覆灭的危险.尽管在教会和学者的努力之下,部分族群拥有了罗马注音式的书面文字,但因其在族群内外都缺乏真正的读者,无法在普遍意义上起到文化传承的作用.对原住民作家和知识分子而言,在书写创作中将汉语作为书面语言,是面对文化现实时作出的艰难选择.因此,在设立原住民语言系统的同时,必须同时建造一个可以寄寓其厚度和内涵的历史和社会语境；而在这一语言系统的建立过程中,它和汉语的相互对话、对汉语的“逆写”对其自身的形成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原汉语言写作的对话和互动上,原住民作家们常常采用原汉对照、或者在汉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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