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亦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这是一篇与罗亦农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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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27年7月至1928年4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罗亦农在武汉工作,先后出任湖北省委书记、长江局书记.虽然罗亦农在湖北武汉工作的时间不长,仅近10个月,但在这段时期,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批判共产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抵制“左”倾盲动主义,在党内最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理论观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罗亦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武汉；中国；“八七”会议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2-0032-12
羅亦农（1902-1928）,湖南湘潭人,1921年加入中国,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出席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委员.7月17日,他接替张太雷任湖北省委书记,8月7日,出席“八七”紧急会议,当选为政治局委员,8月9日又被推选为政治局常委.9月30日,罗亦农调任长江局书记.长江局管辖范围为鄂、湘、豫、赣、川、皖、陕7省.1928年4月2日,任弼时在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要求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立即去莫斯科筹备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1928年4月15日,由于叛徒出卖,罗亦农不幸在上海英租界被捕,4月21日,他英勇牺牲于上海龙华.
罗亦农在湖北武汉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仅近10个月,但在这段时期,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批判共产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抵制“左”倾盲动主义,在党内最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理论观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继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实行“分共”,中国领导的大革命终归失败.“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代替了,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1] 1036.为了挽救中国革命,1927年8月7日,决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看,这次会议的召开,是联共（布）政治局提出和决定的.“‘八七’会议召开的真实原因,一是为了必须尽快纠正中国领导机关的错误,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方针的正确性；二是统一领导和全体党员的思想,承认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只能由前领导者陈独秀负责,不能让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承担失败的责任”[2].
“八七”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首先作报告.会前,罗米那兹亲自起草了《中国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并为临时政治局常委所接受.这是大会的主要文件.他开门见山便打出共产国际的招牌,反复强调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指导“是正确的和毋庸置疑的”.在结论部分,罗米那兹更是强调指出：“共产国际严厉批评我们党的客观上出卖革命的机会主义政策.我们承认这一批评完全是应该的,并且承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政策是对的.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最近的指示,给我们以发现这种过去指导错误之可能,救了我们的党,是非常之好的.”[3]
罗米那兹还特别强调,讨论中国大革命的问题,全党及每一个党员,都要“坚决的站在列宁主义及共产国际的理论上来分析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一九二七年七月）以及这封信（指《中国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笔者）便是讨论的根据”[3].这就为“八七”会议定了基本调子.
紧接着,瞿秋白代表临时政治局常委作报告.他在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时说,中国革命的指导机关“犯了绅士的毛病,我们的党缺乏平民的精神”[4] 1.又说：“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国民党已与我们分裂了,我们再不能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的.”[4] 1他强调：“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4] 3瞿秋白还批评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明确指出：“罗易给电报与汪（精卫）看自然是错误的,给了汪以反脸的口实.”[4] 2
原来,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在决议送达中国前,先将4个要点电告驻中国代表罗易.即一、改造国民党,使大批工农分子参加进去；二、把农民协会变成村政权；三、组织7万军队,其中要包括2万员；四、没收土地,实行土地革命.这4点意见,反映了斯大林当时的思想.罗易收到电报后,未经负责同志和共产国际其他代表同意,于6月5日即向汪精卫出示该指示,第二天又送给汪精卫一个电报副本.结果,这4点“五月指示”,成了汪精卫发动“分共”的“重要依据”[4] 5.
从《“八七”紧急会议记录》看,出席这次会议的两个湖南人——和罗亦农,在会上的发言相当精彩.
在肯定罗米那兹的报告“全部是很重要的”后,重点讲了4个问题：第一,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第二,农民问题；第三,军事问题；第四,组织问题.尤其在讲军事问题时,说,、唐生智“都是拿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等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杆子中取得的”[5] 47.这句话,后来演变为“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武装斗争方面的重要创新理论.
罗亦农在“八七”会议上也发表了重要讲话,充分展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第一,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分析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批评党内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影射了联共（布）与共产国际.
罗亦农在发言中指出：“对于各种运动无一坚定的策略.我时常有这样一个感觉：中国无一坚决夺取政权的决心,我意党的机会主义根本出发于此.第五次大会（指党的‘五大’——笔者）以前党对大资产阶级估量太高,大会时对小资产阶级估量太高,所以对国民党看得太高.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所以我看到中国是革命的作客者,不是革命的主人.”[6] 317“无一坚决夺取政权的决心”“对国民党看得太高”、党是“革命的作客者,不是革命的主人”,批评得痛快、深刻,一语中的.从表面文字看,罗亦农是在批判陈独秀,实际上影射的是联共（布）与共产国际.因为正是联共（布）与共产国际重视国民党、轻视的政策影响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正是来自共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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