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乡村书写中荒野景观,本文是一篇关于荒野景观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荒野景观论文参考文献：
用“荒野”来描述和概括中国当代乡村书写中的一种景观,启发来自于赵园等评论家和作家的有关表述.还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赵园就注意到在莫言的小说中,“女人们脸上都出现一种荒凉的表情,像寸草不生的盐碱地”（《透明的红萝卜》）；“一群老百姓面如荒凉的沙漠”（《枯河》）；男人们“脸上的表情荒凉遥远,眉眼都看不大清楚”（《球状闪电》）；“狗眼里的神色遥远荒凉”（《白狗秋千架》）等她很敏锐地发现了有关“荒凉”的描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所具有的意义：“我在这里特别注意到的是,当代作者所逼视的,往往是前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避视的”；这是“前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罕见的”[1].也曾有一位评论家这样描述刚出大学门的杨争光面对荒野时的震惊感：
汽车离开延长县城,直往深山里走,越走越偏僻,越走越荒凉.光秃秃的山,一座连一座,不长粮食,也不生草木.仿佛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千百年里这些山就始终是这样的样子等汽车走了几十里路,总共只遇见了几个山里人,他们满面尘土,衣着臃肿,举止笨拙,瞪着眼睛直愣愣地望着驶来的汽车.刚刚从大城市里出来的杨争光被这巨大的反差刺激得说不出话来.[2]
荒野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它是一道巨大的荒凉、蛮野、充满死寂气息的陌生景观：天总是显得灰蒙蒙、阴惨惨的,地总是显得空荡荡、光秃秃的,人就像虫一样,在这空旷的天地间蠕动、咬啮、挣扎.确实如赵园所说,这一景观是“前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罕见的”.
如果我们把“乡村”设定为文学想象和书写的“客观对象”,那么“乡村”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主要呈现为“农村”和“乡土”两种基本景观.它们作为中国当代作家对“乡村”的主要想象和书写方式,长时期地占据主流文学的地位.
我曾认真辨析过“农村”和“乡土”的区别[3].概括地说,“农村”景观着眼于乡村的现代性和人为性,乡村被表现为被类似于“革命”等既定的社会目标所引领的“政治”组织；“乡土”景观则着眼于乡村的传统性和自然性,乡村被表现为依赖血缘纽带和人伦礼俗所维系的“自然”村社.“农村”景观主要产生于现实主义特别是革命现实主义想象和书写,几乎覆盖了从延安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乡土”景观经历过从五四现实主义的“乡土文学”到新时期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所谓“新乡土”的转折.“乡土”是个亲切而温馨的字眼,它是血脉的渊源、生命的摇床,是离乡者的梦境、都市人的童话.人常说“叶落归根”,根和乡土是那样紧密地结为一体,使乡土浸透了人伦的亲缘感、归宿感和慰藉感.在人情浇漓的现代社会中,在无精神家园可寄寓的现代人群中,乡土像海市蜃楼从漫漫荒漠中浮现出来,使疲惫不堪的人们在它奇异而温馨的幻景中小憩片刻.这样一种情感因素和精神需求弥漫在上个世纪80年代泛起的寻根文学中.
然而,几乎就在沉迷于“根”的同时,“荒野”已隐现于“乡土”的边缘,这里有刘恒的“洪水峪系列”、杨争光的“黑风景系列”,其中自然也有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系列”的早期作品.到90年代,“荒野”的突兀而起辟出了当代乡村书写的一道眩人眼目的断层,作为第三道景观,它不仅是对浪漫主义倾向浓郁的“乡土”的撕裂,更是对革命现实主义的“农村”的背弃.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是“荒野”景观在思想和艺术上被铭刻于史的一个标志,为这道景观增色添彩的更有阎连科的“耙耧山系列”；连同早已成名的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在90年代的延伸,以及被视为“晚生代”的毕飞宇在新世纪创作的“王家庄系列”,“荒野”景观都逐渐置换了“农村”或“乡土”.
相对于“农村”和“乡土”,“荒野”着眼于乡村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瘠或者极度匮乏.在这里演义着人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 劫杀,一切都听凭着 和 的支配,连缘由都道不明白.“荒野”是在理性和价值缺失的天幕下 和 的裸呈,人们惯常用以区分事物的语码在这混混沌沌的世界中,在这浑浑噩噩的人群中也仿佛失去了效用,你无从辨明革命＼反动、朋友＼敌人、进步＼落后、文明＼野蛮,也无法评说真＼伪、善＼恶、悲＼喜、美＼丑.在被文明遗忘了的沟峁坳梁,在理性无从进入也无从约束的无意识领域,面对盲目和盲乱的 冲动,面对 压抑的 反抗,你又能说什么呢?因此,“荒野”是对无可命名者的命名、无可言说者的言说.正是因为我们陡然发现我们的言辞竟然难以驾驭这巨大而陌生的存在,我们才感到一种被压抑住的窒息般的痛苦.这就难怪刘恒要说“写小说是件痛苦乃至绝望的事情”[4],杨争光也说“我写得很苦”[5].
作为“荒野”景观集大成者的莫言,他对当代文学的主要贡献或许正在于通过“退行性书写”辟出且丰满了当代乡村书写的第三大景观——“荒野”.
所谓“退行性书写”是相对于当代主流文学的“前行性书写”而言的.不论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还是“社会主义艳阳天”,“进步”和“光明”构成了当代乡村书写的基调和底色,它们同时成为史诗性的要素支配着当代中国的史诗性创作,而莫言则以他的“退行性书写”,解构和颠覆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史诗规范,甚至毋宁说具有强烈的“反史诗性”意味.
支撑起“退行性书写”的是莫言小说中两个突出的母题：“种的退化”和“乡的退变”.
“种的退化”最初来自《红高粱》的陈述：“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谁也不曾料想到的是这竟成了莫言后来小说创作绵延不断的题旨：从祖辈辉煌灿烂的红高粱家族,到父辈柔顺怯懦的食草者家族（可参见《天堂蒜薹之歌》、《红蝗》及《枯河》等诸多短篇）,直到《丰乳肥臀》更是塑造了上官金童这样一个“恋乳痴狂者”[6],完成了“种的退化”的书写.
如果说“种的退化”在莫言的创作中呈阶段性的绵延展开,那么“乡的退变”则是荒野裸呈的直接展示.在莫言的作品中,人们几乎感受不到“农村”的“进步”和“光明”,感受不到“乡土”的亲切和温馨,相反,从他早期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读者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荒野的压抑气息,而这种不可名状且令人惊恐的荒野气息很快弥漫到他的大多数作品.对莫言来说,“荒野”伴随着他的童年感受而来,区别仅在于对“荒野”认知的深化,所以在他的作品展示得最充分的是“农村”现实的失序,是“乡土”诗意的溃散,而这些正是荒野裸呈的历史-逻辑之因；也正是因为如此,莫言早就明确表达了“拒绝返乡”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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