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壮族汉化和汉族壮化过程中人地关系因素,此文是一篇人地关系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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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化”和“壮化”是壮族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现象,深刻影响到这一现象的,除了文化因素外,亦有明显的地理因素.自宋以来,广西壮族地区所发生的“汉化”和“壮化”现象,背后都有人地关系因素在起作用.
【关键词】广西；民族地理；人地关系；汉化；壮化
【作者】刘祥学,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和旅游学院教授.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2）03-0092-006
壮族的“汉化”和汉族“壮化”都是壮汉民族交往中的常见现象.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往往侧重于从壮、汉之间文化认同方面去寻找互为同化的内在成因.［1］然而,壮汉民族间的融合,是个复杂的民族问题.主要是人们所讨论的“汉化”问题,往往是以语言、服饰、习俗、婚姻等作为基本的评判,而较少涉及族属身份的认同方面,史料记载中又多含义模糊,因此关于壮族的“汉化”程度,必然会带有很强的主观判断的色彩.最主要的是仅从文化的层面进行研究,难以全面解释壮汉“同化”现象发生的机理.特别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回答壮汉民族在交往中,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汉化”,什么情况下又会发生“壮化”?同样是壮汉分布区,为什么有的地方会出现“同化”现象,而有的地方则没有出现“同化”现象?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试从民族地理学的角度,专门就其中的人地关系因素加以探讨.
壮学研究一、壮族“汉化”过程中的人地因素
传统的学术观点认为,在一个地域空间内,杂居是实现民族融合的基本前提.但杂居仅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条件之一,能否促使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靠扰,还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壮族地区,杂居未必就一定会导致少数民族“汉化”现象的产生.导致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靠扰,并最后融于其中,当然离不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持久影响,但如果考察具体区域的民族融合时,则还应考察其背后起作用的人地因素.
一个区域的人地关系变化,往往和移民有关.在此,笔者以桂东北地区为例.
明清时期,桂东北地区迁入的外来人口中,既有汉族,也有瑶、壮、回等少数民族,［2］但以汉族人口的迁入为最多.通常情况：先是小部分犯人潜逃进入壮区,建立立足点；或是平息壮族反抗斗争后,大量的汉民接着进入屯种.有学者将此种移民方式称为“墨渍式”和“占据式”.［3］（p8-9）此外,一部分壮族则因屯种、佃耕等原因,进入汉族分布较多的东部山区,如灵川七都、兴安富江、灌阳西岭、恭城江东寨等地.史称“洪武初,邑未有徭僮也.永乐间,邑人薛昌、黄秉伸辈始招致二三耕作,无敢寇害.自正德乙亥,贼大猖獗,其徒占据遂繁,而恭城田主潘钦辈广为招集,湖北诸种,几遍台塘”［4］.但明中叶时壮汉人口对比,汉族仍处于少数,如平乐县“为民村者,一百一十有五,为徭僮村者不啻倍焉”；荔浦县“编氓三而徭和僮七”；昭平县“编氓于徭僮十之三,守军仅百余”；修仁县壮族“梁、罗二族生齿繁夥,汉民仅二三户”.［5］少量杂居的汉族,对人口较多的壮族影响还较有限.入清之后的康、嘉时期,是汉族人口移居桂东北的高峰,商人、流民大量进入各县,由平原丘陵地带,向边远山区发展.
汉族人口迁入的增多,不可避免地引起桂东北地区人地关系的变化,并对壮、汉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平原地区人地关系紧张,田地之争激烈.桂东北地区的西北和东南边缘为中低山岭,中间则是大面积的岩溶地貌,其间分布的河流冲积平原、溶蚀侵蚀平原和洪积坡积平原,土质肥沃,易于浇灌,是主要的农耕区.中间的岩溶山区虽然号称“山深箐密”,但土薄贫瘠,难以耕种,环境容量较小.外省籍汉人的迁入,落脚点往往也是首择平原地区.如修仁“地方周围二百里,虽为广阔,而居住耕种之地止七分之二,余皆崇山无人之境”［6］.人口迁入,当然首选耕作条件较好的平原之地,由此导致桂东北平原地区人口持续增加,人地关系渐趋紧张,汉、壮之间因而出现了复杂的耕地纷争.先是早居于此地的汉族,占有的土地较广,“田不自耕,而招佃于徭僮”［7］；再就是明统治者实行“以夷制夷”政策,以瑶制壮或以壮制瑶,在一些汉、壮和汉、瑶交接地带,也采用招佃的办法,吸引瑶、壮居民耕种,从而形成复杂的土地关系.有的汉族地主则担心壮、瑶人多,久佃失去土地,不断找借口加租,以达到迫其停止佃耕的目的.最终导致壮族、瑶族和汉族地主之间,为耕种土地发生激烈的冲突.正如郭应聘所言,“阳（阳朔）、永（永福）之患皆始于里民招徭为佃,久之蔓延充斥,不可羁縻.而豪猾之徒又从之以徭为利,入其私租,不共官赋,少不当意,动以贼占为辞,诉讦追呼,积成雠衅,致劫夺报复,地方之事益多矣”［8］.而更深刻的原因则是汉族不断迁入这一地区后,分布区域不断扩大,分布在平原地区的壮族,其耕种的土地不断遭到蚕食.如万历十年（1582年）贺县壮族所居的松八洞,延袤百里,田地广阔“招主嚇骗于外,里排利其膏腴,往往告兵征剿”［9］.
由于桂东北的岩溶山区耕作条件较差,难以容纳较多的人口生存,因而平原地带的宜耕田地,成为汉、壮两族激烈争夺的目标.如史载明代荔浦县壮汉之间多次发生冲突,最后汉族“存者寥寥,后收拾残黎,止存永苏、通津、和坊郭半里”；许多汉族村落,变为壮族聚居之所,如咸亨里“古皆民村,后被杀绝,悉属僮类.沃野良田,僭居已久”；青香里,“前贤古土,自僮贼猖狂,占据三峒里,民屠殆尽”［10］.最后在明军的残酷镇压下,壮族大量田地被占.先是永福壮族反抗被平定后,明朝“覆贼遗闲田得一万二千一百余亩,给兵且耕且守”［11］,后是府江地区瑶、壮反抗被平定后,“覆贼遗田计四十万亩有奇”［12］.明军夺占平乐府境内壮、瑶的耕田总额几接近于汉民的耕地面积.
二是汉族人口不断向山区迁移,全面渗入壮族地区,在推动耕地上山的同时,也改变了壮族分布的格局,加快了壮汉民族交往的步伐,也有利于壮族的“汉化”发展.康熙之后,桂东北地区汉族人口急剧增加,平原地区已趋饱和,外来人口遂往山区迁移,开荒垦殖,使壮族聚居的山区,也成为壮汉杂居之地.如荔浦县“自本朝定鼎以来,等加意招徕,哀鸿云集”［13］.随着大量汉族的迁入,桂东北一带壮族聚居区域越来越小,较大的聚居区域只有贺县的南乡山区,昭平的恩来里、王姜里、见龙里,修仁、荔浦一带,永福西部山区、阳朔西南山区等地.至于那些从桂西地区被征调而来的“狼兵”,其驻屯之地,多在汉族地区边缘的交通要道旁,人数由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其聚落多为点状,散落在汉族分布的广大区域.如分布在兴安富江、灵川七都、临桂西南、恭城南坪东寨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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