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双重他者身份的女性书写,本文是一篇关于双重他者身份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双重他者身份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作为新移民作家的严歌苓,其中美双重文化身份背景使她更能够深刻地将两重文化的碰撞在她的作品中展现出来.其次,作为女性作家的严歌苓,其作品中展示出了形形色色的华裔女性形象,这些华人女性在白人文化中被“边缘化”,在男权社会中又被排挤,她们在夹缝中努力构建着自己的华裔身份以及作为女性的话语权.本文着眼于研究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女性在西方霸权主义与父权制社会的多重话语霸权下的挣扎与抗争,为新一代华裔女性移民探索构建身份之道.
关键词：严歌苓 新移民小说 文化身份 女性
在人类社会中,迁徙异域的族群都被迫去面对两重文化,即母体文化与异质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潮中,新移民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异质文化冲突带给他们的冲击以及与母体文化疏离的痛苦.当这些华裔新移民们在踏入一个以白人文化为主流的文化环境时,他们就会时刻陷入到黄种人所面临的“边缘化”困境,包括语言障碍带来的“失语”以及各种形式的,从而难以被主流文化所接受.另一方面,异质文化的强烈冲击以及与本土文化的疏离,使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感,从而成为了迷茫的一代人.这一现象在移民浪潮中的女性形象中体现做到则更加明显.
一、华人女性在异质文化中的民族身份危机
怀揣“美国梦”的中国移民踏上宣称自由与的土地上时,他们才发现自己是被自由与排除在外的.不管他们曾在中国那片土地上经历过多少的辉煌,在“白人至上”的文化中,他们都要经历底层生活的磨难,“苦力”便成了中国移民的代名词.《扶桑》中的女主角扶桑便是“陆续漂洋过海的三千中国中的一个”,严歌苓甚至嘲讽地写道,扶桑会被“洋人史学家们记载下来,及载入一百六十部无人问津的圣弗朗西斯科华人的史书中”,并且她认为这些洋人们会将扶桑描述为“那个著名的,或者说是臭名昭著的华裔娼妓扶桑盛装出场时,引起几位绅士动容而不禁为其脱帽”,描述中的每一个字眼都在强调华裔女性在美国社会中作为“他者”的卑贱地位.《栗色头发》①中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栗色头发”男子经常做出歧视中国人的举动,例如嘲笑中国人吐痰的模样：“引长颈子先大声清理喉咙,然后响亮地往地上一啐”,以及他对“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不刷牙”的偏见.《大陆妹》②中,大陆妹投靠自己移民美国的亲戚唐家,而唐家却将其安排为仆人,并因为害怕其“脏”将其餐具与其他人分开,并怀疑大陆妹将头虱传染给外孙女娜拉.
严歌苓新移民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对于华裔女性的一系列的侮辱与伤害多源于白人社会根深蒂固的恶瘤,正如赛义德指出的,华裔在美国社会必然是被看作是带有异域特色的“他者”,欧洲高高在上的“秩序”、“理智”、以及“均衡”与东方处于低级的“无序”、“不理性”、以及“原始”不断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 “肮脏、落后、贫穷”等标签决定了华人女性在白人社会只能处于被歧视与被边缘化的地位.
二、华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他者”身份
作为女性身份严歌苓,其小说中自然会渗透对女性身份的思考.在异域的华裔女性们由于政策而被迫从事各种低贱的工作,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中饱含着对这一批女性的同情.正如同初入美国社会的扶桑,被迫沦为,一生颠沛流离,而《初夏的卡通中》的艾米丽在进入美国社会时只能去做卑贱的清洁工,与白人社会格格不入.
由于语言障碍与自身作为华裔女性的低下地位,大部分华裔女性来到美国之后纷纷选择了依附于男性,在《冤家》③中,嫁给同性恋丈夫的南丝遭到了丈夫的无情抛弃,于是男性的不负责任行为及“缺场”不仅毁掉了南丝一生的幸福,也葬送了他们的女儿璐的幸福.《红罗裙》①中的海云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生活做到更幸福,来到美国之后她选择嫁给七十二岁的周先生,失去了地位和自由.《少女小渔》中的女主角小渔为了在澳大利亚获得居住国身份而选择了与意大利老头成婚,不得不忍受他涨房价的行为,以及承担修屋顶、通下水道等的支出.《密语者》中,乔红梅在一场与“密语者”的游戏中被对方征服,袒露了自己所有的心声与秘密,讽刺的是这一切的策划者正是自己的美国丈夫格兰.格兰的这种对于乔红梅的心理上的成熟老练的征服手法正是他作为男性掌控一切的自信,在面对这样一位征服者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自然是别无选择地要去面对这一荒诞讽刺的结果.
由于女性的这种弱势地位,她们在男性眼中也以弱者和需要被他拯救的“他者”形象出现.在《扶桑》中,美国男子克里斯一直深爱着扶桑,却碍于种族、肤色、阶级,而导致两人最终分道扬镳.克里斯曾经想通过结婚赎走扶桑,但是他展现出来的并不是爱情的愉悦,而是“就义者的高贵”,仿佛他与扶桑的结合“不是爱情、幸福那类肤浅的事,而是伟大的牺牲”.正因为扶桑在他的眼中属于需要被拯救的弱者,他才会将自己娶扶桑的行为视为就义般的牺牲.同样的,《无出路咖啡馆》中的“我”尽管能够做到到美国外交官安德烈的爱与呵护,但这种情感中夹杂了太多西方对于东方的同情与拯救,男性对于女性的怜悯与支配权,这样种族与性别带来的优越感恰好体现了霸权主义文化下白人男性的强势,因此这样的感情对于“我”是极其压抑的.
三、在夹缝中寻求身份认同与话语权
白人社会的排斥使做到不少女性移民开始积极向主流社会靠拢,努力融入新环境.不少华裔女性都如同《风筝歌》中的英英一样,从小被父亲以东方的传统思想培养长大,而在与白人沟通时,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冲击,选择背叛了自己根深蒂固的民族认同.像英英一样的华裔女性移民明白,固守传统文化无法使他们在这片土地生存,她们积极融入主流文化也是一种进步,然而对本土文化的彻底抛弃也是导致她们身份危机的原因.英英追随流浪汉肯特离开唐人街之后成为了马戏团的一员,当她再一次看到天空中飞舞着的象征着唐人街符号的风筝时,她才恍然大悟自己作为“外来者”的身份.正如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英英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归属感,成为了两种文化中的弃儿.
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寻求身份認同和维护自己作为女性的话语权成为了华裔女性最艰巨的任务,抗争成为了大部分华裔女性的首选.《栗色头发》中的“我”时刻谨记自己的传统文化与民族尊严,因此当“栗色头发”在做出歧视中国人的举动时,即使“我”对他有好感,也决定与其不再相见.“我”认为没有人能“担保我仅获得民族美德而断净民族缺陷”.因此,在面对强势的白人种族文化时,“我”以离开作为与其抗衡的策略,在这个过程中维护了自己的民族尊严,也向白人展示了自己反抗的态度.同时,也在面对男性的霸权时,“我”努力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维护了自己女性的尊严.在《无出路咖啡馆》中,面对安德烈带有种族偏见的包容与隐忍,以及满含性别歧视的关爱与呵护中,“我”选择了离开,拒绝臣服于这种西方强势文化对西方强势文化的自以为是的怜悯与拯救,最终“我”获得了自己想要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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