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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之交臂论文参考文献：
对来说,骑马考察黄河、长江的设想未能实现,等于是失去了一次国情大考察的机会.
骑马考察,本来就是要搞一次别开生面的调查研究.大体说来,是想把读“有字书”和读“无字书”结合起来.
一生爱读“有字书”是众所周知的,但他同样爱读“无字书”.如果说,“有字书”是前人或别人从实践中得出来的经验总结,那么,读“无字书”就是自己直接去经历、去体会、去总结实践经验.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偏废和互相替代的.
新中国成立后,亲自做过三次大规模调查研究.一次是1955年为农业合作化问题,集中阅读了176篇反映各地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材料,并为其中的104篇写了按语；一次是1956年初围绕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用两个半月的时间,分别找34个部委负责人听取汇报；一次是1961年为调整农村政策,亲自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湖南、浙江和广东调查.
这三次调查,同战争岁月的调查研究比起来,仍觉得有很大欠缺.1961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谈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的原因时,他感慨地说：“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骑马考察两河,似乎是想重现当年在苏区搞调查的情景.为此,他反复强调不准坐汽车、火车,只许骑马和走路,称道徐霞客的徒步考察“没有官气”,说“想恢复骑马的制度”等等,固然与两河上游一些地方不通车有关,也有极而言之的意思,但确实反映出他想同坐车考察的形式作些区别.
从青年时期开始,就推崇行万里路,读“无字书”.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写的课堂笔记中,就有这样的话：“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笔记中还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西汉大历史学家司马迁,说他“览*,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一个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说他“事关民生国计者,必穷欲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有意思的是,青年曾从报上看到一个学生徒步游历,走到了西昌一个叫打箭炉的地方,便起而效法,在1917年夏天自称“游学先生”徒步考察了湖南五个县的城乡,写了几大本笔记.
“行万里路”途中的“读书”,无非两种.一是“看读”,看沿途所见之景物风俗和世相人事这些“无字书”,看沿途的方志书籍.二是“听读”,即打听,请教,和人交谈.在1961年3月的广州工作会议上,曾回忆起30年前在江西寻乌同破了产的商会会长、当过县衙门管钱粮的小官吏和穷秀才等“谈了好几天”的事情,还说,让他第一次晓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湖南衡山县的一个狱吏,也是“跟他谈了一两天”.
这样的“听读”,和我们今天熟悉的听汇报、搞座谈有些区别,现场讲述者通常不会在事先作充分准备以过滤真情实感的材料,更不会形成书面发言.在延安时期曾这样回忆1930年在江西兴国搞调查的情形：
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
在心目中,在考察中把“看读”和“听读”结合得好的,是北魏的郦道元和明朝的徐霞客.1959年4月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骑马考察两河设想时,他明确讲“我很想学明朝的徐霞客”.随后又向与会者推荐《徐霞客游记》,讲了一通徐霞客的事迹,称他是“地理学家”,说徐霞客一辈子就是走路,全国差不多都走遍了,而主要力量用在长江.此前还称赞郦道元如果不跑路调查,就不能写出《水经注》这样的书.
《水经注》是为前人记述河道水系的《水经》作的注释,但注文部分却超过原书20倍,实际自成一体,成为当时中国最全面而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全书记载古中国大小水道一千余条,详述一些水道所经地域的地理情况、建置沿革、名胜古迹、历史事件、民间传说、风土景物.文笔生动可读,行文骈散结合,被推崇为游记文的开创之作.郦道元到一些实地“看读”和“听读”了大量一手材料才能写成这样.徐霞客则从22岁起到56岁病逝前半年,几乎年年外出游历,足迹遍及祖国16个省区.早年主要是登名山,游古迹,搜奇揽胜,晚年进入有计划、有系统地对自然奥秘的考察和研究.他在旅行中及时记录每日“看读”和“听读”所得,才成就《徐霞客游记》,它不但是卓越的地理学著作,而且是用日记体写的游记散文.在内容上,也是新意迭见,称赞该书提出金沙江才是长江的上流,即是一例.
一向认为,地理知识不限于地理课讲的地质形貌和资源分布.他在青年时代的一封信中提出：“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所谓“通识”,包括教育、风俗、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好的地理书就像各地的方志一样,属于特定区域的“百科全书”,既有“存史”之用,也具“资治”之益.在1958年3月成都工作会议上曾明确提出全国各地都要编修地方志,用意在提醒各级干部,要了解和研究某个区域的问题,若不知道其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就难以找到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就不可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到各地视察或开会时,总是找当地的志书来读,这是他把“看读”和“听读”结合起来进行调查研究的方式.历史上有一个“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说的是南宋大儒朱熹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们轿前迎接,他下轿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1959年6月30日到庐山时,曾对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讲了这个典故.那年是第一次到庐山,到的当天清晨,略事休息便借阅了民国时期吴宗慈修的《庐山志》,随后又让人找来吴宗慈编的《庐山志续志稿》.他在书里作了一些眉批,看后对周小舟等人说：这部《续志》很好,对理解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的庐山谈话都记录下来了.
与黄河、长江流域相关的地理方志,除了《水经注》和《徐霞客游记》外,还读了不少.如1952年10月那次黄河故道行,10月30日晚在开封便读了《河南通志》和《汴京志》.1958年3月4日下午,一到成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志》《华阳国志》阅读,此后,又要了《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书,就连《武侯祠志》也读了,还在书上批画圈点.
正是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期间,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汇报说：“山西同北京商量,为了解决工农业和城市的缺水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岔河口引黄河的水200个流量,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100个流量入汾河.科技人员经过勘查,已提出了初步设想.”表示同意,说“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同时指出：“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古人的遗志而已.你们查查班固《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一个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之海’.”这番谈话表明,大量阅读地理方志,常常在不經意间化为了“资治”之用.可以设想,如果他骑马考察黄河、长江能够成行,沿途所读地理方志,当不知几何.
准备骑马考察两河,多次讲要请搞地质的、生物的、水电的、历史的和文学的专家一同前往,在他的设想中,这无疑将是一次采集“通识”,把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的综合性考察.如果能够成行,带上各方面的专家,沿途又向当地的干部群众了解情况,将会是名副其实的国情大考察.
历史不能假设,与失之交臂的国情大考察,给人们留下一个不小的遗憾.历史的遗憾也会留下启示.历史的进步,就包括后人在新的条件下捡拾、总结和弥补前人留下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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