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理性审视,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新生代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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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和中国工业化的主力.他们的命运关系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未来,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能否顺利进行.必须从加快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局出发,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诉求和面临的障碍,既立足当前,帮助他们解决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又着眼全局和长远,推进城乡联动改革创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有序融入城镇,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社会管理体制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5-0121-04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传统农业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人口结构调整现象.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他们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是现代产业工人的组成部分,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新生代农民工能否顺利融入城市,涉及上亿农村人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关系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未来,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能否顺利进行,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全局和国家未来发展.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特征
2011年全国外出进城农民工达15863万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估计超过1亿人[1],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农民工大军的主体力量.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虽与传统农民工同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境遇,但因其所处特殊的年龄阶段和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转型而成长,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四个显著特征：
(一)多元性
我国有1亿多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众多,地域分布、年龄结构、能力素质、利益诉求等差异性大.他们从小就与电视和手机相伴,比较了解城市和外部世界,进城打工的目的趋于多元化,除了赚钱外,他们更把外出务工作为改变生活状态和人生道路的一种途径,或寻求自我发展和立足城市的机会,或为回乡创业打基础,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二)发展性
据农业部农研中心的调查,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2年,比上一代农民工高1.6年,其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近30%,显著高于上代农民工[1].良好的教育及发达的电视、网络信息平台让他们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了解,对就业有更高的预期,在利益诉求和思想上他们不再满足于工资能按时发放,他们渴望有优越的工作环境、认同感和成就感,希望能学到知识和技能,有自我发展和提升的空间.他们更加看重发展前景、社会地位和人身权利,渴望市民身份认同、待遇平等及融入城市.
(三)多变性
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16岁到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1-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四)边缘性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又主要在城市生活,与家乡渐行渐远,脱离了输出地政府的监督和基层组织的管理,农村对其影响力日益弱化.而一些输入地基层政府部门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还没有做好相应准备,现有管理与服务跟不上农民工的输入规模与现实需求.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社会边缘人处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管理的真空地带.新生代农民工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又无法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最大雇主的中小企业,也是一个新生的社会经济组织,在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两个新生的、又都是比较困难的群体相伴相生,非常容易产生利益上和观念上的冲突.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可以说,“拔根农村”比较彻底、“扎根城市”力不从心,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二、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现实障碍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五大需求,第一层次是生理的需求.生理的需求是人生最基本的需求；第二层次是安全的需求,没有安全感,人就不可能有归宿感；第三层次是社交或情感的需求.不但有亲情、爱情,而且有真挚的友情、邻里情；第四层次的需求是尊重,自由表达权是尊重的基础；第五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就是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有成功感、成就感.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难以在城市立足,又不能适应农村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传统二元社会结构中衍生出的“第三元”,在再社会化、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面临诸多障碍.
(一)生存障碍
由于财政、社会保障条块分割体制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和失业登记、劳动合同签订、就业援助、技能提升等工作没有纳入地方政府工作目标.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只有36.9%[2].由于文化素质较低,主要集中在建筑、采掘、纺织、冶金、餐饮、商贸等条件艰苦、污染较重的行业和第三产业一些收入较低的岗位.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仍以非正规就业为主,频繁跳槽,流动性很大,不利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据统计测算,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20%在城市稳定就业,近80%处于不稳定状态[1].没有稳定的就业,就难以有自身的成长积累,难以有产业工人队伍素质的整体提升,难以保证收入稳定增长.
(二)安全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发展的建设者,也是城市生活的守望者.他们创造和改变着城市,保障着城市24小时的运转和生活,但他们却被城市“遗忘”和“边缘化”.城市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重监管轻服务,重使用轻规划.为在陌生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的集聚.当出现矛盾纠纷时,因沟通渠道不畅,群体性失语现象比较明显,有时被迫法外维权,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加上近年来依附于户籍制度的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生存费用的上涨,职业安全隐患多,使新生代农民工很难成为在城镇安居乐业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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