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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论文参考文献：
久染沉疴、缠绵病榻之际,得知柯美成先生新著《汉晋春秋通释》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为欣慰.我与美成相知半个多世纪,素知他治学勤奋,博览经史,善为文章.而今抱病披览书稿,仍不免为其创意所吸引,油然生出虽力有不逮,也要为之写点什么的念头.
对文本的历史思维做探析
前人鉴于《汉晋春秋》于唐末五代亡佚,留存于后世者,仅剩一百余条文字,散见于历代典籍之中,而难窥其书之全貌.以抢救文本为务的清代学者黄奭、汤球、王仁俊等人,便各有辑佚本问世.今人齐志忠、余鹏飞先生又行重新校理,用心整治,先后出版了各自的校注、校补本.我们今天能够大致了解习凿齿在《汉晋春秋》里记了些什么事件,讲了些什么道理,当归功于上述史学家的辛勤劳作.而可喜的是,美成现今对《汉晋春秋》的研究,已经从文本表面层次,深入到文本内里层次,从对文本的语言文字做校释,提高到对文本的历史思维做探析.
统观《汉晋春秋通释》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大作,其书总冒名日《汉晋春秋纪元要略》,其大旨本习氏书法,将后汉（东汉）、季汉（蜀汉）、西晋并列为三朝,一一序列其帝王世次,至于魏、吴则以“汉末二僭国”叙其君主世次,并仿共工、秦皇无德序于帝王之列,而视为非正统,仅附属于季汉而已.其书主体部分别为三卷,依次冠以《后汉》《季汉》《西晋》三个标题,将搜求到的《汉晋春秋》112条佚文相应地分别归属于三卷之中.每条佚文之后,先以“校记”说明佚文校定之所由,再以“史补”对佚文内容加以补充、解析.可以看出,《通释》之总冒与主体,前呼后应,一以贯之.于三国时期纪事,均“以汉年号纪年”,“以蜀汉为纲”,“以蜀汉为主线”,故其叙蜀汉事相对清晰、完整,而于魏、吴则随事以补,并不求全责备.我认为,不以“魏、蜀、吴”或“蜀、魏、吴”,而以“季汉（附魏、吴）”的方式来复制《汉晋春秋》的记史框架,足以体现习凿齿“以蜀汉为正统,以曹魏为篡逆,晋推魏继汉”的初衷,这正是美成整理佚书《汉晋春秋》的一大创意.如是,整理工作就收到了一纲在手、举重若轻的效果,不仅使原著一百余条佚文记述的事件都能有一个连贯的历史时空概念而不致虚悬零落,而且蜀汉、曹魏、孙吴三国的性质及其在中华大一统体系中的地位,也都可以依正闰、顺逆之理予以界定而了然无疑.然而我们见到的其他的辑本校注,关于上述诸端,似乎都还存在一些史识模糊的问题.
美成整理《汉晋春秋》佚文的第二大创意,也是其《通释》一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其主体部分设置了“史补”一项.史补之内容分史实与史论两种.本来汤球辑本中对习氏佚文大都在句首添加了背景文字,但有简略、错讹和不系统之嫌.柯著《通释》对汤球背景之笔不以简单化方式删除之,而是以补史实的方式将其概念化、规范化和系统化,使之得以提高和完善,让读者对每条佚文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还有习氏发表的相关论议等,都能够得到一个相对明晰的认识.所补史论则列举当时及后世之人对该事件、人物的评说与辩难,以备读者会通理解之参考.如是,“史补”即如平台或桥梁,读者借助之便可以胜任愉快地与《汉晋春秋》原著者对话沟通,从而置身于1800年前的历史之岸,尽情观赏后汉、季汉、西晋三朝的治乱兴衰与忠奸贤愚的各式表演.如此,《汉晋春秋通释》也就尽其大任了.下面,试略举一例来看《通释》所设“史补”的精妙.
《汉晋春秋通释》佚文第9条,记“汉帝都许,守位而已”云云.言及“宿卫近侍莫非曹氏党旧恩戚”,已足见献帝是被曹操软禁于许都,不可能再信任曹操.但“都许”是自迁抑或强迁,二者有霄壤之殊,关乎神器握在谁手中.但这条《汉晋春秋》佚文寥寥,语焉末详,“史补”遂援引朱熹《通鉴纲目》以补叙之.《纲目》记献帝诏修洛阳宫而回舆,却遭大火焚毁.曹操采纳荀或计火速将兵排阻,将天子挟持至许都,而视为傀儡.《纲目》不以帝自迁为文,从而揭开了“都许”的谜底,这与《三国志》《资治通鉴》记操奉命迁许,二者大相径庭,是对重大史事的认知差异.
其下,“史补”再继以史论,先举南宋学者胡寅、叶适之言,以为献帝在许无异囚辱,由于左右侍御皆用曹氏之人,致使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柄,剪除异己以壮大一己,一时人才由其生杀荣辱,凌逼君父,弑皇后、杀皇子、虐嫔御,种种无道,可知其心非扶汉,志在篡君,直乱臣贼子之魁桀耳！乔玄以曹操为“命世之才”,而许劭以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但操虽伪定一时,却不克混一,不过僭窃偏霸而已；虽奸贼不仁,却能自知节限,故敢窃而不敢叛,敢取而不敢代.后则举尤侗之评,对“曹操之初”给予适度肯定,谓“未可以后日之跋扈,并弃其前功也”.学者之评,皆为的论.而《汉晋春秋》记“操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议,三公辅兵入庙,令虎责执刃挟之.操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揆其实,习氏或正是着眼于曹操的奸诈机变与自知节限来记事的,后世民间说书及小说《三国演义》对曹操一生的叙述和定位,大抵正是据习氏所记生发而来.
以上所举史补一例,只是窥豹一斑.美成视史补为其《通释》之核心所在,以之作为解读习氏佚文的依据和基础,故倾注极大精力,借以对习氏所记述的历史事件及其相关历史人物做出历史的政治、军事、文化、地理等多层面的剖析和论证,以彰显该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及其所具有的史学价值,探求历史人物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及其精神风貌.此外,美成在所设置笺注这一名目下,继续以相当篇幅考订史实,作为对史补的延伸和充实,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笔墨.试举一例以证之.佚文第34条记载了诸葛亮《后出师表》.陈寿《三国志》仅录出师《前表》而不录《后表》,此表乃由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始得以传世,可以说习氏、裴氏厥功伟矣！据习氏记,建兴六年十一月诸葛亮伐魏出兵散关前,向后主刘禅上言日：“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云云,习氏且于文末自注云：“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此即传世之《后出师表》.总体说来,清代以前,世人大抵无异言,“信兹表真为亮作”.但到了清代,开始有人据《三国志》言赵云以建兴七年卒等,“不信兹表真为亮作”,即“疑此表为后人伪撰”.于是,遂有以何焯撰《义门读书记》持“真作”说、钱大昭撰《三国志辨疑》疑“伪作”说为代表的两派意见,争讼不已.民国时一度疑古成风,陶元珍于上世纪30年代曾撰《后出师表辨证》,综述各家之说并断以己见：“疑此表当系吴人之好事者本《前出师表》及（诸葛）恪所著论撰成.”40年代初陶氏又重刊此文并加缀附言,进一步断定“所谓《后出师表》,当即诸葛恪所伪撰”.鉴于此,美成在本条佚文笺注15,围绕《后表》之真伪,对陶氏之文详加引述,而“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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