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语境下求爱战役,本论文主要论述了后殖民语境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后殖民语境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好兵》是英国现代主义大师福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一直以来,评论界对该小说的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叙事学、*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等方面,而从后殖民批评理论视阙出发剖析主人公帝国军官爱德华的“自我”身份和其“他者”妻子利奥诺拉的身份冲突的考察则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尝试以维多利亚时代帝国殖 义意识为背景,通过分析和阐释利奥诺拉在和丈夫爱德华在涉及世俗和宗教两大领域的“求爱战役”中胜出,成功实现被殖民者的反殖民,继而管窥福特对大英帝国日渐衰落的忧思.
关键词：好兵 福特 后殖民批评 他者 求爱战役
《好兵》是英国现代主义开山大师福特的精心之作.小说以维多利亚末期,一战前夕为背景,主要描写了大英帝国军官爱德华,其妻子及情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及矛盾冲突,传神勾勒了英国上流社会虚伪堕落的“黑色 ”,无情揭露了繁荣昌盛的大英帝国背后暗藏着的社会、道德和精神危机.“这本小说的主题就是它倾听到了一战前英国人虚伪的心跳,书中蕴含了一种不祥的预兆.”[1]
评论家约翰·罗德克评价《好兵》：“英语写成的最好的法国式小说.”[2]小说中主要人物刻画细致生动且饱满,历来为人称道.其中利奥诺拉则是典型一例.一直以来,评论界和读者似乎对她有着高度一致的 评价,简单地将其标签化：“纯粹的个人利己主义者”、“妒妇”等《好兵》中文版译者张蓉燕甚至直言：“利奥诺拉是意志疯狂的母老虎和冷酷无情的、自我为中心的恶毒妇.”[3]然而,人们对于她的评价是否真的公允?因此笔者尝试将研究视阙转移到可能被评论者忽视或曲解的利奥诺拉身上,以维多利亚时代帝国殖 义意识为背景,从后殖民批评理论维度出发,重点分析作为他者的利奥诺拉向其殖民者丈夫爱德华发起的涉及世俗和宗教两大领域的“求爱战役”及结果,借以反映福特对大英帝国日渐式微的关切和思索.
“他者”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界兴起的后殖民批评理论话语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4]“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和事物,后来逐渐被暗示了边缘、属下、低级、被压迫、被排挤的特点.而“自我”则不断被赋予自主性、自发性和居高临下的地位.[5]黑格尔和萨特的理论对于“他者”概念在后殖民批评理论中的运用影响巨大.其中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分析主人和奴隶这一关系时指出：“主奴之间的行为是一场殊死的对抗,任何一方都试图消灭对方.冲突的结果是强者成了主人（“自我”）,弱者成了奴隶（“他者”）.”萨特亦认为主体（即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冲突,而不是对话或是其他.福特所处的维多利亚时期是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繁荣的盛世和国际国内舆论给英国民众带来普遍的自得感和优越感.[6]因此“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意识也成了欧洲中心论和种族优越感作用下的主观性产物.”[7]不言而喻,代表大英帝国殖 义话语,英国国教徒爱德华自然是自我,而其来自殖民地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妻子利奥诺拉则是相对“失语”的他者.二者之间的“身份冲突”必将引发激烈的冲突和斗争,且集中展现在世俗和宗教两大方面.冲突的本质即“发声”和“失声”、自我和他者、殖民和反殖民及有无话语权的矛盾.
一、世俗领域
世俗生活中他者和自我相互凝视、相互竞争的情况不可避免,从而形成一场为争夺支配权而产生的权利斗争.[5]爱德华和利奥诺拉因婚姻关系而缔结联系在一起,从此便开始了长期尖锐的对峙冲突,势不两立.利奥诺拉尽管处于边缘状态,可并未被消极地分化瓦解,也并不是始终保持沉默[7],也没有屈从投降,而是向丈夫发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求爱战役”.本文将“求爱战役”的内涵具体界定为：世俗层面,作为他者的利奥诺拉渴求丈夫的理解、尊重之爱,希望丈夫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并认同且接受自己的爱尔兰民族身份；宗教信仰层面：她渴求国教徒丈夫对天主教信徒的理解、认可和尊重之爱.确切地说,利奥诺拉希望打碎殖民者爱德华的枷锁,甚至消解和颠覆殖民者.在强大的殖民帝国的霸权强音下,近乎“失语”的她能否“发声”?能否胜出?
利奥诺拉和爱德华的“求爱战役”首先在世俗领域打响并集中爆破在爱尔兰民族身份认同、经济和婚姻生活等领域.批评家萨义德将帝国主义定义为：“统治遥远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8]英国不断跨越边境,将目标瞄准了爱尔兰.1155年,教皇哈德内恩将爱尔兰割让给英国；1171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全面入侵并占领了爱尔兰,后者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9].1801年的《联合法案》使得爱尔兰名义上从殖民地升为英国的一部分.至此,英国以法律和宗教的名义完成了对爱尔兰的殖民化.具有帝国主义思想的殖民者爱德华没有在战场上为帝国开疆拓土却在家庭内部对来自爱尔兰殖民地的妻子进行着内部殖民.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说：“帝国主义不仅仅是武力的侵略和征服,同时也是一种西方优越论的话语构建.”对于妻子的爱尔兰民族身份,爱德华始终则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仅将妻子当做“帝国主义知识建构下的爱尔兰他者”[10],以殖民者的眼光来审视和建构对方.而利奥诺拉则承受着巨大的身份认同困惑和沉重的模糊感：一方面,她有着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感,“最好不要对我的民族和我的信仰再说一个字”[3]；另一方面,她考虑到爱尔兰文化尽管曾经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实体,可其自我却因英国的文化同化几乎丧尽,她的本土身份代码面临丢失的危险.最终利奥诺拉坚持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且爱尔兰于1921年脱离英国获得独立.
另外,利奥诺拉和爱德华的角力还集中体现在经济领域主导权的争夺上.婚初,穷困的利奥诺拉无疑是家庭经济生活中的他者,“她代表了殖民地妻子和殖民地——令爱德华可以实现他作为帝国家长的命运”,但是她服从却不屈从,而爱德华凭借家族经济和社会地位成为主体.随着婚姻生活的继续,利奥诺拉敏锐地发现丈夫风流成性、虚伪堕落的弱点.她利用高明的经济手腕,为爱德华偿还风流债,改善了庄园的经济困境,也使家庭内的经济地位发生逆转,甚至令爱德华对她产生经济依赖.她勤俭克己,苦心孤诣,顽强且有效地支撑着偌大的庄园[11].换言之,她成为家庭内的主体,而爱德华从殖民者的角色蜕变成被殖民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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