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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契丹辽朝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尤其是在古代北方区域社会演进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辽史的研究,迄今却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究其原因,除受正统观念的桎梏外,主要还是史料的匮乏.这种情况下,当下研究辽史的学者应遵循穷尽史料、精耕细作的方式,这也是目前史学研究的基本动力和价值取向.另外,慎辨边疆理论和研究范式,慎视辽史的视阈定位.具体研究中,既重视其趋同性研究,又关注其趋异性研究,达成趋同性和趋异性的辩证统一,即关注契丹辽朝和中原王朝间的互动性,既要考察以契丹族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儒化”、“华夷同风”观的形成过程,也要考察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民族的“胡化”,“以夷变华”现象的出现.将辽史研究引入正确的学术研究路径,推动辽史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
关键词：辽史研究；视阈定位；辩证统一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011-05
在中国传统断代史学已进入“精耕细作”阶段的今天,辽史研究似乎仍不时有“拓荒粗放”的感觉,研究辽史的学者略加沉思考量,就会发现辽史还有相当多的“处女地”有待学者去拓荒、去探寻.为何辽史研究还有如此之窘境,为何和唐宋、明清等断代史比较还相对较为逊色,这无外乎就是有关辽史研究资料之不足征.清朝史家周春辑辽代诗话时曾阐述到：“辽自肇基临潢,南有燕云,传位九世,历年二百.其间非无事迹可记,而《辽史》所载《文学传》,仅得萧韩家奴等六人,文辞之盛,远逊金源.余尝过白沟河,叹宋之孱弱；经北苑访萧后所谓梳妆台者,而喟然于后之被谗,乙辛之黠.又尝以事历边塞,问长春之废淀,吊龙纪之荒城,和夫扶余旧壤,东丹故宫,寒雨冷烟,碑残石断,欲求耶律遗事,无有存者,吁可叹哉！”{1}在史家周春看来,辽朝历国二百余年,其间世事粲然可记述者不可胜纪,然“欲求耶律遗事,无有存者”.对于周氏的疑问,今人陈述先生作了一个相当恰当的注解,陈氏辑录辽代遗文时说：“惜辽国书禁甚严,传入中土者,法至死.道宗清宁末,又禁私刊文字.故流传者无多.复以亡国于女真,五京兵燹,典籍佚散.元修《辽史》,已有文献失征之叹,仓卒成书,未足具见一代之制作.”{2}史料的匮乏确实给辽史研究带来困厄和窘境,以至于今人向南先生辑辽代石刻资料时发出“辽代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对于辽代历史的研究,迄今却一直处于落后状态,而其中某些领域甚至是几近空白.究其原因,除掉受正统观念的桎梏外,主要是苦于文献资料的匮乏”{3}之感叹.在我看来,向氏之言,绝不虚枉,契丹辽朝在中国古代历史谱系中确实占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促成了中国古代北方区域社会演进过程的重要历史转折,使中国古代北方区域社会的演进进入“新模式”轨道.{4}前辈史家如厉鹗、杨复吉、周春、陈述、向南等先生,为了辽史研究的顺利展开,下尽功夫,将精力集中于收罗辑录辽史资料上来,甚便后来之学者,由衷地令后学钦佩和景仰.{5}辽史研究尽管囿于史料阙如,实属不易,然亦给当下研究辽史的学者带来无限的机遇和挑战,研究辽史的学者其实并不难找到具有学术价值而又鲜有学者问津的研究课题.在当今良好的学术环境下,研究辽史的学者如何突破困厄,迎接挑战,找到开启辽史诸领域研究的“钥匙”,应是最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点.
一、穷尽史料：由“拓荒粗放”走向“精耕细作”
穷尽史料,精耕细作,是目前史学研究的基本动力和价值取向,亦是当今史学研究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内因所在.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说：“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6}北大教授刘浦江先生在讨论当下如何展开当代辽金史研究时亦说：“史学研究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方法,创造新理论”,“就辽金史目前的状况而言,在资料极度匮乏且现有材料又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穷尽史料’理应是当务之急”.{7}故此,辽史研究能否取得长足进展就在于“穷尽史料”之后能否生产出“精耕细作”化的学术成果.
考量“穷尽史料”之路径,应在文献资料、碑刻资料、宋人笔记、后世研究上下功夫：第一,有关辽史研究的文献资料当为重中之重,《辽史》《契丹国志》自不必说,其它者如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等等文献典籍,均记载有关于辽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十九《契丹》载有契丹八部之称,以及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二年（955年）间契丹（辽）和五代诸王朝的和战关系之史事,是研究辽朝早期历史难得的参考史料.《宋会要辑稿》之《蕃夷一》《蕃夷二》所记的“辽”部分、《兵八》所记的“契丹”部分,比较集中地记载了宋辽关系之史事.第二,有关辽代的碑刻资料是辽史史料的最为重要补充,《全辽文》《辽代石刻文编》及《续编》《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几乎将现存的辽代碑刻资料搜罗殆尽,这不能不说是辽史学者的“福音”,期待“再编”的早日问世.第三,宋人笔记中,除文集外,还有不被收入文集的“使辽语录”,是学者发潜阐幽时最为宝贵的史料遗产.{8}第四,有关后世研究,清人的成果不容忽视,乾嘉时人赵翼《廿二史札记》考察《辽史》编纂实态,并和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史》等书以及《辽史》本身纪、传互校,指出其歧互和疏漏处,对当今史料辨识和解构颇有启示意义.此外,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汪远孙《辽史纪年表》、万斯同《辽大臣年表》、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汪辉祖《辽金元三史同名录》,以及近人丁谦《辽史各外国地理考证》,吴廷燮《辽方镇年表》,罗福颐《辽汉臣世系表》等,或考证诸书记载异同,或补著文献记载之不足,或对制度加以研究探讨归纳,或对相关地理沿革加以考察,亦皆为“穷尽史料”的一部分.当然,契丹文记录的辽事亦应引起辽史研究学者的高度关注.
在“穷尽史料”后,研究辽史的学者就应要立足于史料所*出的历史信息,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方法,创造新理论.北大教授邓小南先生说：“‘材料（史料）’和‘议题（问题）’,是历史学家终日涵泳于其间,终生面对且尽心竭力处理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水平的高下,正是取决于论著者对于‘材料’和‘议题’的把握方式.在各学科体系重组,知识结构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实质性的学术突破,而不是满足于用语、词汇的改变,则必须从议题的了解和选择、从材料的搜讨和解读开始.”{9}在邓先生看来,解构材料,充分“挤压”、“榨取”材料中的信息才能产生“新议题”,进而精耕细作,形成令人值得信赖的学术论著.所谓的新议题,既可以是一个问题,也可是一个领域,这要看研究辽史的学者如何去选择.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肖爱民教授新著《辽朝政治中心研究》{10}围绕“何谓辽朝的政治中心”以18万言之篇幅专门讨论一个问题,认为“行朝”是辽朝的政治中心,可以想见,讨论问题之翔实.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林鹄先生新著《辽史百官志考订》{11}以《辽史·百官志》为核心专门就《百官志》之史源、编纂及史料价值作翔实考订,以25万言详赡地复原了《辽史·百官志》的是是非非.吉林大学中国史系高福顺教授新著《科举和辽代社会》以辽朝科举为研究专题,以41万言专门阐述辽朝科举制度及其和辽朝教育、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诸领域之互动关系,几乎穷尽辽朝科举领域的所有问题,可谓是当前最为系统、全方位研究辽朝科举之作.可以说,肖氏、林氏及高氏之学术著作,以一个问题或一个领域为对象,均可称得上是在“穷尽史料”的基础上由“拓荒粗放”走向“精耕细作”的尝试之作.倘若不远的将来,于辽史诸领域能出版一批类似于上述“穷尽史料”的学术著作,辽史研究就会突破史料匮乏的困厄,在“穷尽史料”的前提下,挑战“问题意识”,从“拓荒粗放”的感觉中走出,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将辽史研究向前推进.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辽史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白话辽史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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