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视域内儒学的转向和历史脉络,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政治学视域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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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传统政治独特的治理结构和官僚文化为切入,试图梳理政治学视域之内儒学发展的两条线索和历史脉络,并指出这种转向背后的原因.儒学发展的两条主线：从道德理想到统治工具、从治国之道到私德之准.儒学两重转向的原因：儒学理论具有成为统治者认可的主流思想意识的先天优势；另一方面,对于急切希望维护统治安全的封建统治者而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相当理性的选择.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始终是呼吁进步,呼吁理性的,而整场运动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新文化运动被认为全方位动摇儒家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
【关键词】传统政治；儒学脉络；转向
无论如何排序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有一个命题都是历史性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世界的解读和抽象有着一个稳定的内核,即使几经裁剪或者某些传统礼性随时间失落,最核心的部分总是沿着历史的兴衰代代传承.在西方,基督教衍生三大分支,经历几个世纪争执不合,在现代科学的影响下不断“祛魅”,但《圣经》作为整个基石仍然面目清晰地影响着当代生活；在中东,无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如何炮相向,对安拉、《古兰经》和先知默罕默德的共同信仰是不容质疑的.在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有长期的影响力,缺少独大的宗教偶像,但这不妨碍“儒家精神”的深刻影响,无论是“修齐治平”的个人和社会理想的统一,还是“忠孝”的家国一体观念,点滴沁入华人骨血,成为民族符号的一部分.然而五四以来,德先生、赛先生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取代孔孟之道成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追求,尽管有熊十力、牟宗三等极力维护却无法改变儒学式微的现实.1949年之后,在历史的夹缝和反复中,传统文化的失落已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国家和社会进入转型时期之后,诸多思潮纷杂之中不少人生出“国人无信仰”的感慨,甚至不乏要求“全盘西化”的对已有经验的盲目迷信.
事实上,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对社会文化的重新认识和探讨,但是这种探讨必须站在尊重本民族历史和文化渊源的基础之上.在中国语境中这种探讨必须建立在对于古典思想财产的扬弃和反思之上,也必须建立在对于历史史实和现象的客观理解之上.唯物地看,儒学的兴衰是与政治现实的变迁密切咬合的,这也是相关研究的应然起点.
一、独特的治理结构和官僚文化取向
如何定义中国古代统治制度一直是史学界和政治学界争议不绝的话题.皇帝统治的合法性是神秘的“天命”,统治的过程强调“以德配天”,王朝的更迭是“气数已尽”之类的证据和特定历史时期的表述使得“封建专制”一直是解释中国历史的关键词,它源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清末改革派对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相关观点的吸收和演绎.而《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相关的论述繁芜杂乱,对东方专制的描述和评价缺乏事实根据不乏前后冲突；梁启超诸君对于革命的热望使其论述难以客观自制,这枚贴在中国制度史上的标签并没有理想地解释数千年的更迭变化.但是无可否认,中国自古至今的政体都以君權为中心的,惟一政体不断深化固化.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用“文化取向的官僚帝国”定义中国政体,类似的还有钱穆的“士人政府”论,两者都基本描述了王权中心的政治生态,都指出了政治参与者和知识精英群体的高度重合.勾画中国古代独特的治理结构需要两个关键词：科举制度和官吏结合,而这两者都与儒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说秦朝在军事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并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汉则在这个基础之上完成了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再度整合和有意识创新.汉打破了世袭贵族制代之以“三公九卿”组成的机关和文官管理下的郡县政府.贵族的倒下意味深远：首先统治层面上实现了“家国一体”,统治者全面拥有了国家权力和资源的调配使用权力,并且可以通过独一无二的世袭制度将这种权力传承下去,国事与家事在统治者眼中是同质的；其次在被统治阶级中实践了“化家为国”,随着贵族被取代汉代划分超过一百个郡,郡的首长称太守,职务通常不能承袭,他们更像是皇帝的雇员,代替天子处理基层事务并且对上负责.这些官员往往是出身平凡,在经过乡举里选的“孝子廉吏”进入太学,毕业之后派驻到地方服务,等其政绩显现再经长官察选到,参加完安排的一系列考试之后才能正式走上仕途.大部分宰相都是经由这样的选举程序而来,“士人政府”取代贵族政府、军人政府形成所谓“两汉吏治”.“察举孝廉”的是在显著不过的基于儒家价值观念的道德考量,认为能够孝敬父母、廉洁自律的人更有资格参与政治活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更有优先参与“治国平天下”的资格.无论在实践的过程中*标准贯彻的如何（实际上不乏和,甚至在察举制度成熟的时期,郡满二十万户的察举一“孝廉”,它只是一个按比例分配的参政资格）,它都为另一项影响极其深远的选官手段——科举制度,埋下了伏笔.从隋唐至明清不断完善的科举制一方面为国家提供了大量智识出众的官僚,另一方面为社会的纵向流动打开出路,避免了阶层板结的风险.科举制度的设计初衷是选拔官员,与察举制采用的道德标准不同,对于有意参政的人来说,完整的科举制度包含着“输入”和“输出”两个环节.所谓“输入”是多年苦读之后对特定儒学知识的高度熟悉和内化；作为“输出”的整个考试都是以天子之名进行的,入选者皆是天子门生,理所当然地在后来的仕途生涯中从道义上对皇帝负责.这些知识精英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是以对皇权的高度认同为基础的,是以对特定知识极端熟稔甚至潜移默化为行动准则为基础的.他们的权力由君主授予,无需对任何他人负责,所管辖之事除了维护礼仪教化还需要征收赋税和维护一方治安,实质上应当被看作是皇权统治和管理职能的延伸.科举的影响范围远超过单纯的选官途径,同时也塑造了士绅阶级,作为一个颇受尊重的群体承担起意识形态传播和教育教化的任务,是君权相关功能的延展.从效果来看,科举制度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设计者最初的设想,官僚、士绅组成的网络将整个社会包裹在儒家文化的大气候之下,并且在客观上帮助王权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其实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君主统治地位的不稳定,两派的处置方法因其对人性的判读不同而有所差异,儒家基本上持有性善论,因此试图通过理论建构和思想意识控制为君主创造出无可争议的神圣性；法家对人性不乐观因此强调用法、术、势令人民出于畏惧而衍生出忠诚.秦以后历代政治制度、行政制度的建立都是“儒”与“法”的综合,尽管表面上儒学被抬高到了国学的地位,法家的影响力仍然通过吏制、刑罚甚至统治之术等等路径延续下来,成为潜藏在表现之下的绵延暗河,就此而言评价“百代都行秦制”不可谓不精准.
结论：适合不知如何写政治学视域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政治学视域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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