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徽商江春与其诗歌创作,本论文可用于诗歌创作论文范文参考下载，诗歌创作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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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清两代文人和商人互动,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重视研究的课题.清代乾隆年间扬州巨商江春不仅进行了养士、组织雅集、刻书等文事活动,更有《随月读书楼诗集》传世,提供了商人文学的研究样本.纵观其诗歌,可以看出江春有着与其商人身份不符的儒生情怀；通过对比其诗歌与文人诗,也可看出其诗中与当时文人不同的务实精神与富贵气象,商人文学的独特性就在于此.
关键词：江春；盐商；商人文学；儒生情怀；务实精神；富贵气象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5-0181-007
作为清代的经济文化重镇,扬州有许多知名文人长驻于此,也有各地富商在此聚集.商人与文士之间的碰撞与交融,在扬州更为明显和典型.江春便是一位活跃于文化界的巨商,他是两淮总商,曾六次接待乾隆南巡,一直到逝世,都是朝廷颇为倚重的盐商.其诗文地位也被时人评为与“二马”齐名,有《水南花墅吟稿》、《黄海游草》、《深庄秋咏》传世,这三部诗集都一并收录在《随月读书楼诗集》中,此诗集又与江春之弟江昉所著《晴绮轩集》、《晴绮轩集句》、《练溪渔唱词集》一并刊成《新安二江先生文集》,国图及安徽、南京图书馆均有*.在这种商人与文人双重身份都极为凸显的情况下,江春应是研究商人文学作品的典型范本,然而对江春及其诗歌专门进行的研究却始终无人开展.笔者曾整理点校江春的《随月读书楼诗集》,并在此过程中搜集了大量原始资料,力图对江春及其诗歌创作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
一、江春其人及其文事活动
江春（1721—1789）,字颖长,别字鹤亭.本籍为安徽歙县,家业世代治盐.自其祖父江演起,侨居扬州.江春本未经商,而是攻读八股并且参加了科举考试.“辛酉乡闱,以兼经荐,额溢弗售.弃帖括,治禺荚业.”经过这次失败的科举考试之后,江春开始全力经营盐业.因其“练达多能,熟悉盐法,司盐政者,咸引重之”[1],年纪轻轻便被推为两淮总商,颇得乾隆赏识.乾隆十六年（1751）,圣驾巡幸江浙扬州,适时“迎驾典礼距圣祖时已远,无故牍可稽,公并立章程,营缮供张,纤细毕举”[2],其时江春方才三十岁,便已承接如此大事,并能做到“纤细毕举”,其能力手段可见一斑；之后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南巡,江春均为之操办相关事宜.四十年中,江春“凡供张者六,祝太后万寿者三,迎驾山左天津者一而再”[2],前后被赐御书福字、貂缎、荷包、数珠、鼻烟壶、玉器、藏香、拄杖、便蕃,不可胜纪.乾隆五十年（1785）,大开千叟宴于乾清宫,江春也被邀在列.每每盐运使出京请训,乾隆便说“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商办”[2].一生颇为风光的江春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积劳致卒,去世时年六十九岁.江春无子,起初以其弟江昉季子振先为子,振先早亡,复以江昉次子振鸿为子.
江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儒商,自己便有《随月读书楼诗集》三卷传世,留诗320首,《扬州画舫录》中记述江春“初为仪征诸生,工制艺,精于诗.与齐次风、马秋玉齐名.先是论诗有‘南马北查’之誉.迨秋玉下世,方伯（江春）遂为秋玉后一人.”[3]274据此可见,其诗名在当时还是受到认可的.江春一方面财力过人,一方面好儒,兼有诗才,因此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当时的知名文人,被称为乾隆三大家的袁枚、蒋士铨、赵翼都与他有来往,作为一个商人,他却在文士间有不低的号召力.在崇尚豪奢的清代扬州,江春便以财力作为依托,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其一是养士.作为富商,江春以自己的物质条件,为一批潦倒的文人提供了从事文学创作、文史研讨的良好物质条件和温馨的氛围.《扬州画舫录》赞江春曰：“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也.”[3]274江春曾建造了秋声馆,给文人们提供一个理想的读书写作的环境；后又建康山草堂,成为文人雅士聚会的场所.文士金兆燕晚年辞官南返之后,便长期住在江春的秋声馆和康山草堂里,直至江春去世.蒋士铨在秋声馆刚落成时就在那里做客,还曾作《秋声馆题壁》六言诗十首,其中的一首道：“秋心何处可遣?文字之友数来.绝胜笙歌院落,夜深灯火楼台.”[4]金兆燕也有《题江鹤亭秋声馆》诗：“梧声竹声何徐徐,一片笙簧似步虚.仰看星月夜未半,且与欧阳共读书.”[5]从这些诗句中,可以感受到秋声馆的幽静,这样幽静的环境激发了文人读书创作的热情与灵感.
其二是举办文人集会.清代商人举办的园林集会,是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之前的文会,其与会者是清一色的文人,故又被称为文人雅集.而在清代的扬州,儒商成为了这种集会的主办方.江春便时常召集诗人们宴饮赋诗,袁枚说江春“性尤好客,招集名流,酒赋琴歌,不申旦不止.”[6]江春一生中所组织的最出名的一次文学集会,当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十二月十九日,为纪念苏东坡七百岁诞辰,江春召集文人在寒香馆悬像赋诗,“一时文人学士如钱司寇陈群、曹学士仁虎、蒋偏修士铨、金寿门农、陈授衣章、郑板桥燮、黄北垞裕、戴东原震、沈学士大成、江云溪立、吴杉亭烺、金棕亭兆燕,或结缟宁,或致馆餐”[2].这样的集会给文人提供了一个交流诗文的平台,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外因.而众多文人在江春的召集下,竞赴盛会,亦可见江春在文人中的号召力.
其三是藏书刻书.江春兴建了“随月读书楼”藏书刻书,又先后以康山草堂之名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补刊宋·姜夔撰《白石道人四种》16卷,四十四年（1779）刻宋·龙大渊等纂《宋淳熙敕编古玉图》100卷,包括嘉庆九年（1804）其子江振鸿辑刻《新安二江先生集》6种10卷等,这些都是江氏在扬州刊刻的名版.《扬州画舫录》亦记载江春“建随月读书楼,选时文付梓行世,名‘随月读书楼时文’”[3]274.看来江春刊刻的用于提高科举应试水平的时文在当时颇有影响,这也许是江春商人头脑的表现,因为时文选本是有其市场的.随月读书楼的藏书种类也非常丰富,甚至*有一些日本汉籍.陈增《月墀遗稿·周松蔼师昙花馆所藏日本国人松贞文元泰古梅园墨谱歌》中云：“长畸馆外海云稠,造墨人还隔九州.今日优昙花下见,胜他随月读书楼.”诗后有云：“扬州江氏楼名,楼藏日本国人所著《七经孟子考文补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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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梦琪（1985-），女，汉，黑龙江省绥棱县人，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