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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伊始,重点放在国企改革上.但是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再加上实行高指标、高速度的发展战略,导致总需求失控,财政赤字剧增和经济秩序混乱.1980年底开始按照“缓改革、重调整”的方针调整国民经济,改革面临“山重水复疑无路”境地.1979年,小岗村粮食总产就达到6.6万多公斤,是1966年至1970年5年的总和;交售给国家粮食1.25万公斤,超额完成任务近8倍,结束了20多年未向国家交售一粒粮的历史.
没有人想到,来自社会底层的农民的自发创举,不经意间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中国改革从此“柳暗花明”.
一、出路
1977年6月,61岁的万里离开北京,来到合肥,担任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本来是要他到湖北工作的,后来 和其他领导人商量说,万里是一个解决难题的能手,让他到湖北,不如到安徽,安徽是一个“老大难”省份.
最让万里震惊的,是安徽农民的贫苦生活状况.这位解放后一直从事城市工作的省委书记发现,“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想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
那一年,安徽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占25%.安徽是中国的缩影.1989年 十三届四中全会曾经对改革前夕农村状况这样总结说：“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当时中国农民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吃饱饭.由于集体经济没有建立起社员劳动成果和所得报酬正相关的激励机制,人民公社制度还造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户籍制度、粮票制度、口粮制度等社会制度的确立,使农民失去了支配自己财产、劳动和产品的权利乃至人身自由.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产资料由谁供应,直到每月吃多少斤粮食,其中粗粮、细粮各占多少,都一概由公社干部说了算.农民不但没有迁徙自由,连可不可以进城访友购物,都要由村干部批准.没有自由,哪里会有生产力?
1978年的安徽省更加困難.这一年全省大旱,粮食减产,许多城市里出现了讨饭的安徽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12月,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秘密决定,实行分田到户.那份现在已经被*进国家博物馆的“生死协议”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万一走漏风声,队干部为此蹲班房,全队社员共同负责把他们的小孩抚养到18周岁.”
其实,作为农民的自救行为,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曾先后出现多次包产到户的浪潮,结果都被无情地镇压下去,当事人也备遭磨难.几乎就在小岗村的农民按下手印的同时,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原则通过的《 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仍然坚持“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如果知道了这些历史,后人就不难理解那份协议的“生死”分量,也不难体会小岗村农民的辛酸和悲壮.
奇迹出现了,“包干到户”使小岗村一年就翻了身.1979年,小岗村粮食总产就达到6.6万多公斤,是1966年至1970年5年的总和;油料总产达1.75万公斤,是过去20年的总和;交售给国家粮食1.25万公斤,超额完成任务近8倍,结束了20多年未向国家交售一粒粮的历史.
“蓄之既久,其发也速”.小岗的突破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到1979年底,安徽省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占总数的51%,包产到户的占10%,增产效果明显.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有一句名言：“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农民获得了部分自主权之后,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粮食增产,很快吃饱肚子.
万里对农民的自发行为采取了包容、支持的态度.可是,当时安徽省委机关议论纷纷,有些人就说,省委在大方向上有问题.还有人说：“ 他老人家逝世才三年,就把社会主义的江山糟蹋了！”万里坚决地说：“我们是靠农村起家的,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了！”
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踏着残雪来到小岗村,看到农户家家储满粮食.村民们在他的军大衣的口袋里装满花生,说以前想送也没有.村民问：“能不能让我们搞三年啊?”万里说：“我批准你搞五年,如果吃官司,我给你打官司去.”
当时“包产到户”还是一个政治禁区,高层领导中也无人明确表态支持.万里是第一位站出来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政治家.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坚定地和农民站在一起.他很清楚,和农民站在一起,就是和人民站在一起.
“要吃米,找万里.”这句新民谣从安徽流传到全国,成为民心的生动写照.
二、博弈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广大农民要求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强烈愿望便不可抑制地迸发出来,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迅速蔓延.在一些务实党政官员的支持下,四川、贵州、甘肃、内蒙古、河南等地的“包产到户”也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这些开明官员支持了农民,也赢得了农民的衷心拥护.
农村的新动向也引起了北京的关注.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张浩的来信《“ 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对包产到组大加指责,并配发了长篇按语.这在全国实行责任制的地区、特别是在安徽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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