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兆页和元初北方士人游艺志道思想,本文关于赵孟兆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赵孟兆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赵孟兆页出仕大都以后,他与北方士人的交往折射出了普遍的心态,即“游艺志道”思想.赵孟兆页及北方文臣对于“志道”思想持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修身养性,二是“达济”之志.他们以宗经的方式来实现为己的内向型的“道”,然后将所涵养的经学要义放在“有用”的层面去推崇,从而通过自己的政治权位来实现“道”的价值和自己的理想.在“道用”思想的影响下,“游于艺”的思想也出现了革新,古之“六艺”变成了诗文书画,赵孟兆页及北方文臣将之作为一种悟道的手段,“游”即参悟体道,是物我相合的过程,这也直接促使了赵孟兆页及元初北方文臣形成了“艺道相合”的思想.赵孟兆页及北方文臣治国用世思想的受阻,将“道用”的理想与志趣移植到书画艺术上,诗文书画不再简单的体现士人的情感意趣,更承载了一份理想、志趣的重量.
[关键词]赵孟兆页；元初；北方文臣；游艺志道；艺道相和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1-0069-04
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其中“志于道”“游于艺”是元初北方士人所关注和阐释的重要内容,他们对于“道”与“艺”的阐释具有元代社会的时代印记,同时也折射出元代北方士人的一种处世心态.而赵孟兆页作为南方较为重要的士人,他的北上不仅迎合了北方士人“游艺志道”的心态,同时也促使这种心态走向深广.
一、“志于道”与“道用”思想.
就“志于道”而言,宋儒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认为：“志者,心之所之之谓也.道,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为之焉,则所适者正,而无他歧之惑矣.”[1]（p.121）朱熹认为道为本,为当行,“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1]（p.121）志道可以正心诚意,可以心中无惑.元代北方大儒郝经认为：“道之名自若也,道只一理尔,以其莫不由之以行,故名之曰道.” [2]（卷二十三）元代北方士人的思想承袭朱熹理学精神而来,郝经认为,道为理,这与朱熹所说的人伦日用之“当行”颇为相通,但元代的“志道”思想与朱熹却有很大不同,他们更强调“道之用”,郝经认为：“夫道以用而见天地万物.” [2]（卷三十七）“王兴而道行矣,则可以革弊俗去弊政.”[2]（卷三十）“握道之要言,治体者得之,则可以致君尧舜,隆平天下.” [2]（卷三十）“道”通过它的可用性而体现出来,“道行”则割除弊政,治国者得之则天下可平.“道用”的思想与元世祖的提倡有关,元世祖恢复科举,任用儒士,但却考经史时务,希望招揽经济之才,发挥儒士的有用之学.在统治者的推崇下,元代士人的志道思想有两种含义,既有无功利性的“道”,即儒家所说的正心诚意,集义明理,是儒家心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同时又有一种功利性的“道”,或者说是“有用之道”.
元初士人对于“无功利之道”的追求主要是通过“宗经”的方式,而“宗经”的目的还是为了“道之用”.郝经认为：“《六经》,理之极,文之至,法之备也.等圣人制作裁成,然后为大法,使天下万世知理之所在而用之也.” [2]（卷二十三）王恽在《遗安郭先生文集引》中言：“文章首推衍《六经》,综述诸子,特言语之工而有理者尔,然必需道义培植其根本,问学贮蓄其穰茹,有渊源精尚其辞体,为之不辍,务至于圆熟,以自得有用为主.” [3]（卷四十三）王恽的思想与郝经相似,都主张宗经,通过宗经而体道,通过体道而自得于心,通过自得于心而发挥“道之用”.自得于心是“志道”的第一个层次,是无功利性的“道”,属于心性修养的层面.只有内心充实了“道”才可以将之推向“用”的层面.张之翰将“道之用”具体化,他在《崇安县重修县学记》中言：“呜呼六经所以载道也,道常著于六经,未作之前,诸儒所以明经也,经当求于诸儒无说之际,要先正其心,修其身,齐其家,然后发为文辞,措诸事业,教人为良师,临民为循吏,事君为贤臣.” [4]（卷十五）他的思想与元初很多士人的思想一样,以六经为源头,集道义于心,有道于心便可发而为用,可以为良师、循吏、贤臣,而这些则是元初士人“志于道”所要达到的“用”的层面.赵孟兆页入元廷后所结识的这些文人普遍存在着发挥“道用”的思想,做“贤臣”,努力将积淀于内心的玄虚的“道义”转变为有用的可实践的“道”.
赵孟兆页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应诏入大都,郝经于1275年逝世,赵孟兆页入大都后并不能与郝经有直接的往来,但郝经在元初北方士人心中有一定的影响力.赵孟兆页出仕元廷后不久,便与二十多位馆阁文臣于雪堂举办雅集.这次雅集可谓是大都文坛盛事,参与雅集的士人有一半都来自翰林院和集贤院,其中王恽、张九思、夹谷之奇、张之翰、徐琰、刘好礼等人与赵孟兆页的交往较为频繁并有诗酒唱和.这些文臣职位都较高,有左丞、翰林承旨、翰林学士、集贤学士、御史中丞、郎中等.赵孟兆页当时为翰林学士,据《元典章》所载,翰林学士与集贤学士都是正三品官员,御史中丞为正二品官员.赵孟兆页与这些文臣都处于地位较高的职官,直接参与朝廷政务,再加上元世祖忽必烈对于儒生的重用,为儒生的“求志”之路打开了门径,也促使了他们将“志于道”的内在修养转化为“道之用”的外在效应.在“志于道”的功利性层面上,赵孟兆页入大都以后的思想与元初士人所持有的思想较为一致,不仅与赵孟兆页自身的心理预期有关,也与赵孟兆页与这些文人的交往有关.
就“游于艺”而言,朱熹认为“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 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物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 [1]（p.121）“游”是指玩物适情,是通过“游”的方式来将“物”与“我”相合.通过“六艺”与“我”的相合,实现“我”精神世界的饱满,从而可以内心充实而无所放失,又可心斋虚己,应物而有余.元初北方士人在推崇“游于艺”的精神内涵的基础上对“六艺”的内容进行了革新,并在“游”的内涵中融入了“悟道”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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