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也频在爱恨里，在大小间,本论文主要论述了胡也频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胡也频论文参考文献：
一
一九二八年二月至六月,除了一次或数次短暂的上海之行,胡也频多数时间是在杭州西湖的葛岭度过的.在外人看来,葛岭生活远离尘嚣,与世无争,但是对胡也频来说,甫一住进葛岭十四号,他便开始了一段惊涛骇浪般的情感体验.在此之前,他与丁玲、冯雪峰之间难断取舍的三角恋情已相互确证,成为事实.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解决方案,三人共同住进了葛岭十四号,以同居的方式展开了一场爱情实验.这是对三角恋情关系的一种空间压缩,所有的情感细节,在一个狭小的实验空间里,暴露得更加清晰了.对胡也频来说,这样的实验太过残酷,此前不曾有过,此后也不会再有.他不堪承受三人同居的折磨,仅坚持了约六天时间,便逃离了.到了上海,他向沈从文诉苦,说他“一时或不回西湖了”.
在沈从文住所,胡也频除了详述他与丁玲、冯雪峰之间的三角恋情之外,还道出了一个隐情：他与丁玲同居数年,却是在某种“客气”情形中过日子.所谓“客气”,也就是有同居之形式,却无夫妻生活之实.常人断难相信,两个漂泊在城市的年轻人,相拥取暖,却能在日复一日的纠缠中严守身体的那一道防线.不过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无性同居在不少信奉自由主义和独身主义的新潮青年中却是一种时尚观念,其中尤以朱谦之与杨没累的故事最为动人.丁玲后来回忆她与胡也频的同居关系,一度拿朱、杨的传奇经历相提并论.因此,即便丁玲的说法无法得到事实的确证,在观念层面也是可以找到时代出处的.
但是将一种新潮观念套到胡也频身上,情形则要复杂得多.在早期的成长教育中,胡也频濡染旧戏,寄读私塾,十五岁时到金店当学徒,并不曾得到新潮思想的浸润,因此在沈从文看来,无论是见识,还是思想,他都不如丁玲来得进步.胡也频最初追求丁玲,也不是冲着她的进步思想而去的.从他们同居之日始,胡也频就自然地表现出以一个男子的热情来征服和占有一个女子的私心.这种私心既不是崇高的,也不是卑下的.它仅仅是一个年轻人对普遍男女之爱的自我保护意识,再加一点个人的热情和自私罢了.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也频很难获得丁玲的全身心之爱.他与丁玲之间达成的“客气”,不论是发生在生活层面的,还是发生在观念层面的,都成了这种爱之障碍的无形隐喻了.
丁玲回忆,她与胡也频之间保持无性同居,是因为不愿被羁绊,“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这一说法和当年朱谦之与杨没累之间维持一种“Pure Love”给出的理由颇有相似之处,也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流行一时的朴素的个人主义思潮极为合拍.为个人自由而设的“Pure Love”,意味着爱情游戏的随时结束.一九二七年冬天,经朋友介绍,丁玲请冯雪峰辅导日语,不出几日便发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对于丁玲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是“Pure Love”的必然逻辑.但是在胡也频这里,他已在俗世情感层面对丁玲产生了深深依恋,此故,除了进一步激发他的“褊持热情疑嫉”之外,实在不知有何更好的办法了.
一九二八年二月初,冯雪峰南下上海.时隔两周,由于无法抑制对冯雪峰的那份情感冲动,丁玲尾随南下,胡也频则紧追不舍.在上海短暂逗留间隙,他们在沈从文住处发生了激烈争执.争吵的内容完全是针对这次三角恋情来说的,对话逻辑自然也如平常男女成冤家之后,有理难以说清了.翌日,恢复理智的他们前往西湖,住进冯雪峰租好的葛岭十四号,开始了三人同居的爱情实验.似乎没有更加详细的资料可以说明,丁玲是如何说服两个男人以她为轴心住到一起的.但是丁玲在后来的回忆中谈及她与胡也频的无性同居,亦曾说到她一度认为“三个人都可以长期做朋友生活下去的”.后人可据此推测,丁玲是要将这种爱情游戏由两人间扩展到三人间.这样的游戏对于胡也频来说太过尖端和前卫了,绝不是他的那颗“思慕平庸的幸福”的心灵能够承受得了的.于是他跑到上海,找沈从文诉苦.两人躺在一张大木床上,彻夜长谈,将前因后果说了个遍.其中的关键处在于,沈从文针对他们的同居方式,“提出了些新鲜的意见”.后来沈从文推测,这些意见对于扭转胡、丁两人的关系颇起了些作用,“因为新增加了那从前所缺少的成分在内,故两人简直像一对同度蜜月的伴侣”.
不必多说,这是一个花好月圆的结局,故事本该到此结束了.然而在小情感归于平息的地方,大情感正起波澜.
一九二八年六月,由于某种无法被确证的原因,胡也频与丁玲结束了葛岭生活,住进了上海法租界内.一九二九年一月,他们与沈从文共同创办红黑出版处,编辑出版《人间》月刊和《红黑》月刊,又因为经营不善,分别只出了四期和八期就先后停刊了.为了偿还遗留债务,胡也频于一九三零年二月只身赴济南教书.此时,丁玲对胡也频的恩爱情感发展到了一个峰值,须臾不得分离,刚在码头与夫君作别,回到住所便写信诉相思之苦.一个多月以后,丁玲索性也北上了.恰在此时,她发现,胡也频的情感世界发生了质的变化,倏忽间完成了从儿女情感到革命情感的升华.
一个多月以后,等我到济南时,也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被那么多的同学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到深夜还有人不让他睡觉.他是济南高中最激烈的人物,他成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鲁迅和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我看见那样年轻的他,被群众所包围,所信仰,而他却是那样的稳重、自信、坚定,侃侃而谈,我说不出地欣喜.
胡也频断然不是瞬间生成了这种“伟大的情感”.在北京,也就是在葛岭生活之前,他不曾接触过革命；但在葛岭生活之后,他开始接触鲁迅和冯雪峰翻译的苏俄文艺理论和社会科学书籍,“对革命逐渐有了理解,逐渐左倾”.沈从文忆胡也频,说有另外一种营养“慢慢的在改造这个人的灵魂”,其实从一九二八年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发生在灵魂深处的自我改造,在他的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已经清晰显露出来了.这部小说完成于一九二九年五月,描写一个生活在上流社会的新女性遇到一个革命恋人之后,通过一种情感教育,最终转变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行动者.小说完成一年之后,胡也频写了一个短序,称这部小说是“能够作为我将来作品的转变的一个预兆”.在这篇序言中,胡也频公开批评了中国新文学在一九二八年之前普遍存在的错误观念,“大半都站在超阶级以及超世界的立场上,把现代的十分膨胀的社会诸问题当作无所关心的事件,完全忽视这阶级斗争的社会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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