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皇家园林中荷诗文化,本文关于唐长安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唐长安论文参考文献：
皇家园林是统治阶层建造的人工景区,将自然界花木移植到特定的环境中以供人欣赏,亦建有人工水域为身处内陆的人们提供泊舟怡情之乐.皇家园林中人工种植的生态绿化植被有很多种,而在唐代的皇家园林中,所种植花卉中,数量最多,种类最繁的花卉之一当属荷花.由此可见,荷花在唐人的自然审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观赏荷花俨然成为唐人游玩作乐的重要活动之一,故而,在唐诗的题材中,唐长安城皇家园林中的荷花,则成为唐代“荷花诗”的基本原型,诗人们笔下的荷花,时而如少女般婀娜多姿,时而如闺中妇人般惆怅低沉,除了这种外在的刻画之外,更重要的是,诗人对荷花寄予了自身的思想和感情,这无不都体现出唐人对荷花具有的特别情愫.而这样的现象不仅再一次强调了在特定的环境中,荷花这一意象的重要性,也从侧面为我们暗示了彼时以唐诗中的荷花为表象,其背后所承载的深层文化阐释.
荷花在唐长安城的种植范围极为广泛,其因素之一是唐代长安城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优越性.唐时关中地理条件优越,有潏、滈、泾、渭、灞、浐、沣、涝八水绕长安之说.而在长安城内,经修葺供生活和娱乐所修建的池、渠更是数不胜数,唐诗中对其描写更是屡见不鲜,著名的池、渠有：太液池、曲江池、昆明池、兴庆池等等.荷花作为最重要、最具有观赏性的水性植物之一,自然在“多水”的长安城内,成为天性热爱生活的唐人,追求高雅生活的文人墨客所欣赏赞美的对象.于是,在唐诗里皇家园林的描写中,自然少不了荷花的篇章.
据笔者粗略统计,《全唐诗》中涉及曲江的诗歌达到四百篇左右,是现存吟咏唐代长安城地标的诗歌中,所占数量最多的重要地标之一.曲江位于长安城东南部的贵族游赏享乐之地,这一称呼出现自秦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武帝）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辞曰：‘登陂阤之长坂兮,坌入曾（一作层）宫之嵯峨.临曲江之隑州,望南山之参差.’”此处的宜春宫,又名宜春苑,建于秦代,在汉宣帝时,更名为乐游苑,据《类编长安志》记载：“乐游苑.宣帝神爵三年春起,在长安东南杜西北,本秦之宜春苑也.宣帝起乐游庙,因为名,在唐京城内高处.每正月晦日、上巳/重九,京城士女咸以此登赏祓禊.”隋时,乐游苑更名为芙蓉苑,唐代沿用隋时这一称呼,依旧使用“芙蓉苑”或“芙蓉园”的称呼,同时,通过唐代的各类文献记载可以看到,在唐代,“苑”、“园”二词已经基本通用,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在唐代,修建园林的目的已经由秦汉时期的豢养禽兽改为供帝王贵族游赏玩乐.
历代的各类文献中,对秦汉时期和隋唐时期的曲江这一地理概念有着差异较大的记载,造成这种差异的最大原因是曲江和曲江池的地理概念在历史的进程中出现了变迁.这一名词的演变线索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在此不进行一一列举.清人徐松所撰的《唐两京城坊考》中,对“次南曲江”的记载是：“《长安志》以曲江在升道坊.考《太平寰宇记》,曲江和芙蓉园相连,则其中不容隔立政、敦化二坊.今移于此.”
对曲江的记载是：“龙华寺之南有流水屈曲,谓之曲江,其深处下不见底等《剧谈录》曰：曲江池,本秦时陪洲,唐开元中疏凿为胜障.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周环,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巳节.即锡臣僚会于山亭,赐太常教坊乐,池备彩舟,惟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学士登焉.倾动皇州,以为盛观.”唐代皇室对于曲江和周边景观的开发已然达到较为成熟的程度.每逢重要节日,泛舟曲江、曲水流觞显然成为贵族游乐的重要内容.
芙蓉苑位于曲江南,《通鉴》：“贞观七年十二月,上幸芙蓉图.”胡三省注引《景龙文馆记》：“芙蓉园在京师罗城东南隅,本隋世之离宫也.青林重复,绿水弥漫,帝城胜景也.”在《增订两京城坊考》中记载,经过一系列探测,得出结论,曲江池在芙蓉苑内.曲江作为一条水道,是秦汉时期曲江的主体,而后世以曲江一称来替代原本的曲江池,唐代贵族的游玩圣地即以曲江池为主体的芙蓉苑.
唐诗中,含有曲江荷花意象的作品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侍宴应制诗、文人游冶活动诗和咏物感怀诗.下面,依据类别对这三类荷诗逐一进行分析.
一、侍宴诗歌中的荷花书写和政治思维
费正清在其著作《东亚文明： 传统和变革》中写到：“7世纪的中国巍峨雄踞在当时世界其他一切政体的顶峰！”而纵观中国历史,很难找到另一个时期能够和唐代的辉煌相提并论,作为这一发达帝国的都城,长安城无疑是经济、政治、文化等重要形态的多重核心.廖道南的《殿阁词林记》卷十三写道：“凡被命所有所述作则谓之应制”.唐代长安的应制诗是皇权和文化高度融合的产物,为我们探析唐代长安城皇帝和贵族的活动和文人侍宴心理提供了重要依据.
阎朝隐的《三日曲水侍宴应制》写于上巳节,“三月重三日,千春续万春.圣泽如东海,天文似北辰.陛下制万国,臣作水心人.”这首诗记载了在唐代重要节日上巳节那天,帝王群臣共游曲江盛景.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创作要求下, 诗人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长安之春,曲江池畔生机盎然的景象,“荷叶珠盘净,莲花宝盖新”荷叶上滚动的露珠和初绽的莲花,是气象万新的体现,在作品中作为重要的意象给皇帝的出游增加了天人合一的效果,最后一句“陛下制万国,臣作水心人”画龙点睛,直抒胸臆表达作者本人对于圣上的英明统治的由衷赞叹和作为臣子的一片赤诚之心.《新唐书》本传记载：“（朝隐）性滑稽,属辞奇诡,为武后所赏”,《旧唐书》本传：“朝隐文章虽无《风》、《雅》之体,善构奇,甚为时人所赏.”这些对阎朝隐本人的记载加上诗人的创作风格,便不难看出其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反之,对其应制诗的解读也有了一定的现实依据.
《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是命题应制诗,宋之问和苏颋的同名作品,同样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主题下,二位诗人对应制附和的政治需求和文学创作的大胆创新之间平衡点的探索.宋之问诗作如下：“芙蓉秦地沼,卢橘汉家园.谷转斜盘径,川回曲抱原.风来花自舞,春入鸟能言.侍宴瑶池夕,归途笳吹繁.”本诗中,作者并无像上文阎朝隐诗歌中对天子和皇权直抒胸臆的歌颂,但在主旨上仍然符合侍宴应制诗歌的要求.“芙蓉”出现在曾经一统天下的秦地,暗指如今的大唐盛世完全可和昔日的大秦帝国所媲美.在宋之问笔下的应制诗和前人的相比,除了主旨和创作意图相同之外,宋之问更加注重诗歌的文学技巧,偏重于突出作品的文学色彩.这首诗内容丰富,有多处自然景色描写,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以自然美来烘托出和乐盛世的平定和安宁,诗歌末尾以“瑶池”来比喻曲江池,用传说中的美好的意象和情景来暗暗比喻此时此刻的景象,更易赢得圣上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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