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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涌现出的新型劳动力群体.由于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构成及其规模缺乏清晰准确的推测计算,导致政府难以进行系统的规划和有效的分工,不同层级和不同地域的政府之间尚未构建起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和城镇居民相比,农民工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市民化程度有待提高.因此,有必要对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成本进行测算,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基于此种考虑,笔者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在考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上将成本区分为下限成本和上限成本,并以辽宁省为例进行了简要的测算.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F29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7008605
一、引言
农民工是指户籍在农村,主要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人口.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社会群体,他们是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城乡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政府正在以人为核心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其关键在于从农业转移到二、三产业中的农民工能够在城镇定居成为市民.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978年的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称：截至2012年末,我国农民工规模持续增加,总量达到了26 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长3.9%.其中,东部地区农民工以就近转移为主,中、西部地区以外出为主.在外出农民工中,在省内流动的农民工为8689万人,比上年增加299万人,增长3.6%,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3.2%,跨省流动农民工所占比重继续下降.作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没有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在社保、医疗和就业等诸多方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和雇主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不到50%,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更低,特别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保比例都低于20%.农民工难以稳定而持久地融入城市生活,市民化水平普遍不高.导致这种状况的因素固然有很多,但是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构成及其规模缺乏清晰准确的推测计算,导致政府在政策制定上认识不清,难以进行系统的规划和有效的分工,不同层级和不同地域的政府之间尚未构建起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1].
十八届三中全会《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近期国务院又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制定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从公共财政视角来看,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每一项公共服务的提供都包含着巨大的资金需求,离不开财政的投入,考验着政府的治理能力[2].可以说,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进行合理测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有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目前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农民工群体,但是对于如何解决农民工问题,特别是如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莫衷一是,更有人担心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过高,政府负担不起.对此进行测算,能够做到心中有数,有利于社会各界达成一致认识,齐心协力共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3].二是有利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市民化成本的高低,影响着政府决策.对此进行测算,能够为政府制定规划和出台政策提供参考.特别是可以为财政预算的编制和执行提供依据,推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形成成本分担机制.三是有利于加强市民化成本控制.既然谈到了成本,就离不开成本控制.事实上,对成本进行测算本身就是成本控制的一部分,它有助于认清农民工市民化具体包括哪些方面的成本,这些成本的规模有多大,从而进行有效的调节,控制不必要的成本,保障必要的成本[4].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并以辽宁省为例进行了简要的测算.之所以选择辽宁省为案例,一是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可获取性,二是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农民工规模在逐年增加,并以就近转移为主,总体形势和全国相似,作为样本省份进行测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5].
二、成本测算的思路和方法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界进行了较为长期和深入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速度持续加快,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农民工群体,运用实地调研、抽样调查和实证分析等多种方法,从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和管理学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农民工的代际划分、生存状况、权益保护以及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内涵、经济影响、制度阻碍和实现路径等问题,相关研究成果迅速增加[6].刘传江认为“农民工是一个逐步分化的过渡性群体,第二代农民工是最有市民化愿意和急需市民化的群体,需要分别从农民工的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进程环节着手”[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运用CGE模型模拟了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的影响,提出“每年多市民化1 000万人口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并将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黄锟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归结为城乡二元制度,提出“未来制度的创新重点应转换到就业、社保、土地和教育上来”[9].和此同时,部分学者针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展开研究,进行了相应的成本测算.张国胜提出“市民化是农民工一系列基本权力保障和公共服务享受的实现过程,需要政府承担相应的社会成本”,认为“东部沿海地区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别约为10万元和9万元,内陆地区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分别约为6万元和5万元”[1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市民化成本并非高不可攀,只要妥善安排,不会成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根据对重庆、武汉、郑州和嘉兴四个城市的实地调研,“一个典型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相应的抚养人口）所需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8万元左右”[11].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城镇化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中国城镇化2020年完成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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