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几次文学论战看理想文学批评之建构,本论文可用于文学批评论文范文参考下载，文学批评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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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所探讨的“十七年”时期姚文元所参和的文学论战、“ ”结束之后的《苦恋》论争风波以及2000年初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论战,代表了当代中国三个不同思想时空的文学批评论争样貌,但共同点是：论战一方希望维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学批评的主导观念和方法,进而达到巩固既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目的,故而他们将文学批评视为一种任务（task）或使命（mission）；而另一方则试图将文学批评定位在艺术审美层面,一些知识分子更是将文学批评作为历史重构和解析的工具.因此,文学批评和文学的学术研究具有本质的不同,理想的文学批评乃是多元的观点、批评视角和批评方法的融合.
关键词：文学批评；姚文元；白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4-0035-13
1949年之后的中国,左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原本作为一种文艺理论的流派,随着中国政权的更动,而逐渐具备了文艺批评方法的正统性.此种批评模式将一切文艺作品从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进行解读,从“世界观——方法论”的哲学模式去审视文学作品的优劣.原本,文学批评究竟是侧重意识形态属性、社会批评,还是应当侧重艺术审美属性的评析,并无统一的答案.只不过,在彼时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的氛围之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研究都成为一种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除了成为官方所倡导的文学批评模式外,更成为了衡量其它一切文学批评理论是非对错的唯一标准,成为文学批评的指导思想.如此一来,则文学批评从一种感情表达、思想陈述等单纯的个人行为,转化成具有强烈政治思维色彩的价值导向行为.一切文艺作品的解读,都无法超越此一逻辑.
于是,文学批评就不仅仅是评论家、知识分子或是民间个体化的一种作品或作者评价,它同时也成为了方法唯一、标准唯一的一种“任务”和“使命”.官方倡导文学为政治、为社会主义服务,则文学批评也应为民众塑造出一种合乎左翼革命历史观和价值体系的思想形态.因此,历史观的话语建构也成为特定环境下文学批评所具有的一种功能：时而对现实或当下进行评判；时而进行历史记忆或者历史观的塑造.
笔者认为,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样貌是：作家是生产商,文本是其制造出的商品；文学批评则是一种“质检标准”或一套“质检程序”,执行这一标准的初衷,就是要筛选出好的作品和好的作家,以服务特定的意识形态体系.
从1949年起到1966年“ ”爆发这“十七年”中,官方为了塑造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史观的唯一正当性,文学批评的宽松环境伴随着一次次的论争甚至政治运动以及人身迫害而渐渐消失.那段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架构,只容得下以“阶级分析法”为纲的模式存在,任何和此相异的文学批评观念或是文学作品,都会遭到压制.姚文元对胡风、朱光潜、周谷城甚至贺绿汀的批判,就是在此一环境的土壤中发生的.虽然被批者以及巴金等人都曾一度对姚文元的大批判进行反制,但是整体“左”的文学批评格局难以改变.“ ”的爆发便是这一格局发展到极端的表现.
“ ”结束之后,发生在1981年的文学剧本《苦恋》论争风波,是不同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又一次对撞.这次论战涉及的是如何看待“爱国”观念、如何看待1949年之后的中国史.不过和“十七年”时期不同的是,《解放军报》代表官方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批判,却面对文艺界各种形式的抵制；更为突出的一点是：深受“ ”浩劫影响的普通大众并没有在文学论战中充当看客,而是参和其中.最终,《苦恋》论争风波没有发展成为“ ”的回潮.
世纪之交前夕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及其改编电视剧所引发的论战,参和方更加广泛.一方面,伴随着同名原著改编为电视剧,编剧梁晓声历史反思式的文本批评方式遭到质疑；另一方面,官方也希望借助电视剧的公映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红色历史观的重塑；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对苏联以及红色思想持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则完全否定这一作品,并由此引发司法诉讼.相较于《苦恋》论争时代,大众在论战中的表态也显得更加开放和多元.大众对官方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观塑造,也未有积极回应.
本文讨论的,便是如何从这些文学论战中,总结出一种对文学批评自身价值或独立性进行定位的思考或认识.
一、“十七年”时期姚文元的文学批评回顾
如今,“ ”被公认为是极“左”思潮泛滥并对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产物.不过,“ ”时期大批判式的文学批评模式并非一夜之间出现,而是在“十七年”（1949至1966）阶段中逐步形成的.“十七年”的含义是：在中国官方角度看,于政治社会领域是新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及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而在思想文化界,则配合新政权的意识形态标准,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各种文化行为,都渐渐成为塑造新的历史观的工具.这其中,后来成为“ ”骨干的姚文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
对文学艺术界进行思想上的“整顿”,并不是从反右运动开始的,也不是以后来的“ ”为开端,实质上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拉开了序幕,这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便是从文学理论争鸣演化为政治迫害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成为“ ”之一的姚文元,之所以能走入政治和文艺难以区分的历史漩涡,便是以发表在1955年第一期《文艺报》上的批判胡风的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为起点的.而在整个1955年,姚文元批判胡风的文章差不多有十多篇.①
“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批评承载的官方政治使命已经越来越重,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家并以此去认识中国革命史,成为了当时执政者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胡风和鲁迅关系密切,弘扬鲁迅必然也就要借此机会批判胡风及其思想,以确立起符合彼时左翼意识形态的鲁迅批评观.1959年,为了深入对胡风及其思想进行批判,姚文元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正式出版发行.这部当时被收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的作品,是一篇典型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但是却也具有鲜明的“使命”和“任务”色彩.姚文元强调的是,文学批评,尤其是涉及到鲁迅的文学批评,就是一场斗争；而对这一点,他一点也不回避,认为“对于鲁迅思想和创作的研究,必然涉及到文化思想和文藝思想上许多根本的原则问题.历来在鲁迅研究上,就是尖锐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沙场.”②由此可见,在浅层次上,姚文元对鲁迅进行的文学批评,是要“纠正”和清除胡风对鲁迅个人及其作品的批评理论的影响；其次,在深层次上则是要将鲁迅的个人经历纳入到整个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史观中.故而,在论及《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对于文学批评观念建构的重要性时,姚文元写道：
结论：大学硕士与本科文学批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方面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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