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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调乡土论文参考文献：
贴地飞翔,书写人生况味
梁鸿要做的是以虚构、以想象、以枯败生活之上飞腾的诗意去丰富和拓展故乡的生态、面相和精神.犹如湘西之于沈从文,高密之于莫言,枫杨树街之于苏童.“梁庄”和“吴镇”之于梁鸿也将会成为重要的文学故乡,在故乡上空,时高时低,贴地飞翔.
新领军者：《中国在梁庄》的写作基于你对梁庄进行了前后五年时间的考察；《出梁庄记》是你沿着梁庄人打工的足迹,跑了十几个城市而完成的记录.《神圣家族》中的12个人物的故事来源于什么?
梁鸿：《神圣家族》的故事来源可能不像《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那样基于一些严格的调查,它主要来源于一种熟悉的生活里边的人物的影子,或者说来源于某种意象,另外还有一些我自己的虚构填充在里边.但是那些人物一直在那里生活,而且对每个人的生活都非常熟悉.
新领军者：2011年《中国在梁庄》出版获得轰动时,你却回到家乡坐在湍水边痛哭,陷入长期的精神抑郁.后面的《出梁庄记》,以及新作《神圣家族》也都颇受关注,似乎没有了这种情绪.这是一段怎样的心路历程?
梁鸿：写完《中国在梁庄》之后,可能因为突然要面对的是一种庞大的、“尘土飞扬”的生活,自己的内心难以承受.写《神圣家族》的时候其实我把自己定义得非常小,我就是写一写普通的人物,写出这些人物的意味、趣味以及他们作为一个人的丰富性,这样的写作虽然艰难,但是总体上心态相对放松,所以文笔里也有了一些幽默和调侃的成分.
新领军者：《神圣家族》既没有写前言也没有写后记,这是为什么?
梁鸿：这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让作者出来说话,没有必要有“我”的存在,所以就让里边的人物来说话吧.
新领军者：前两本书的写作,你有两种身份,一是努力作为梁庄的女儿,以亲属的身份来写；二是写作者的身份.《神圣家族》则脱离了第一种身份.对这一改变你自己有怎样的感受?
梁鸿：我觉得这种身份的改变对于创作来说是有不一样的.《神圣家族》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旁观者,是在观察一个人、观察一种生活.你可以想象它、琢磨它,甚至这里面有很值得体味的地方,哪怕是对生活的艰辛,因为一旦有体味就可以把玩,所以我是把它当作一个人生的况味来写的.
自如游走,在真实和虚构之间
梁鸿搞文学理论出身,深知哪一种文体会被认可.但她恰恰要摆脱这些.她关注的是使用的文体和所描写的生活是否恰切,至于是否符合理论或通认的标准暂不作考虑.梁鸿认为,一个好的写作者一定是要跳出框架才能找到最恰当的描述写作对象的方式.
新领军者：继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后,你以一种虚构和非虚构相结合的全新文体创作了《神圣家族》.这种全新文体创作的尝试给你带来了什么?
梁鸿：其实也不能说是一种全新的文体.它就是写一个个人,可能相互之间有些关联,有些人在这篇文章里是主角,在那篇文章里可能是配角.因为小镇的形态本身就是这样的,它就是一种松散的、原子般的存在.每个人都是主人公,但每个人又都不是主人公,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心,这是一种散点的写法.
这样一种文体和我的写作方向和写作目标是一致的.我没有想去创造一个大的整体的意象,我就是写一个个人,他们每个人都是中心,每个人都是像神圣一般的存在.
新领军者：“非虚构战胜了诺贝尔”,这是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奖之后,《纽约客》给出的新闻标题.你怎样看待“非虚构文学”在国内的成长,接下来你是否还会继续创作非虚构文学?
梁鸿：诺贝尔奖颁给虚构文学那么多年了,颁给非虚构文学作者一次,这很正常,也是应该的,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宣扬的地方,但它确实会引领文学的发展,带动一种潮流.这种潮流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去写非虚构文学作品,而是说可能会把非虚构的重要性重新代入文学当中来,可能会形成文学中一种新的元素.我以后肯定还是会写非虚构文学的,这主要还是由着性子来,觉得这个题材适合写虚构就写虚构,适合写非虚构就写非虚构,对我来说这不构成问题.
新领军者：你表示：“书写是要唤醒每个人的共在感,这种共在感可能是我们特别缺乏的.”能否解释一下“共在感”?
梁鸿：我所说的“共在感”是指每个人体察、理解他人生活的一种能力.这既是一种公共精神的能力,同时也是一种个人的人性充分发展的能力.我觉得人不单单是自我,里面还一定包含了对这个群体的理解,对你所在的这个群体的生活的理解,当然也包括对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生活形态的理解.
新领军者：你指出,中国当代的核心问题,就是把农民特殊化、静态化、问题化.作家也受此影响,把农民特殊化、物化,不愿意真的去体会他们.从你自身的经历,谈谈写作者该如何打破这一藩篱?
梁鸿：几千年以来,农民一直是个沉默的角色.在古典诗词里、在文学的叙述里,包括在政治理论里,农民确实都是一个被对待的对象.直到今天,近一百年来,从鲁迅开始,已经有了一种非常大的松动,农民已经被作为个体来看待.但我觉得依然需要把农民作为一个真正的、普通的、有着喜怒哀乐的个体.他跟社会的生活关系是有机的、共进的、共同善变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农民的原型而存在.
重返故乡,再艰难也风雨无阻
梁鸿说,她更倾向于把“乡村建设”看作是一种实验,当一个社会朝着一个大的趋势飞奔且越来越一元化的时候,一定有逆潮流的东西出现,哪怕它是一种象征意义的存在,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更何况,这个逆潮流的东西背后还有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和生活方式.
新领军者：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努力思考,故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些年来有什么改变?
梁鸿：故乡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有一个特别的含义,不管是热爱还是憎恨,那都是你童年和少年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子,也是你记忆的重要来源.故乡,对我而言可能更多是一个思考的对象,它既是我情感的来源,也是我研究和写作的一个基本对象,所以我会以一个更加谨慎的态度去对待它.
新领军者：你强调你不是乡土作家,你写的是人.梁庄的人、出梁庄的人、吴镇的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透过这种区别你最终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梁鸿：我觉得梁庄和吴镇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塑造了一个比较长远的整体的村庄形象,以及在这个村庄之下人的命运的流向.但吴镇可能没有这种整体的意象,它就是一个小镇而已,我没有试图赋予它更多的整体的意象和思考,因为我特别想把它缩小化、打散化.
新领军者：你和家乡梁庄,始终保持着离开,回归,再离开,再回归这样循环往复的联系.从《中国在梁庄》到《出梁庄记》再到《神圣家族》,可以说你经历了一个艰难的重返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你找到了什么?
梁鸿：其实每个人都在重返故乡,不管是精神层面还是现实层面,即使你好多年不回去,故乡也仍然存在于你的心里,偶尔的思绪,还是会突然想到那样一个地方.但为什么说是艰难的重返呢?这里既有一个具体的语境——今天的中国,故乡在迅速地变化,你几年不回去可能故乡就发生了很大改变,从这一点来说,的确故乡是在失落的.
第二点,当我们在叙说故乡的时候,它确实是非常复杂的,是包含着复杂的政治现实和生活现实的一个词语,它不单单是一种情绪,你要去思考它、分析它,所以这种重返非常艰难,当然也包含着当你面临复杂生活的时候,那种具体的艰难.
在这样艰难地重返故乡的过程中,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生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然后发现了生活的难度.同时,也接触和看到了那么多人的生活.我觉得心中更加充实也更加踏实,觉得自己的写作包括研究不是在缥缈之中的,而是有一种比较实在的内容在里面.
新领军者：你表示,乡土的发展方向是个非常大的议题,它是政治化的议题,个人的能力是非常微小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干涉的过程.从人文学者的角度,你对城镇化有什么想要表达的?
梁鸿：从文学的角度其实很多作家都在关注城镇化的发展,只不过写作的方式、起点和架构是不一样的,很多作家,不管写到人、写到打工者,还是写到城市的漂泊者抑或写到青年离乡,其实都关乎这个主题.我倒没什么具体建议,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观察的角度,都有自己生活的经验起点,所以感受一定是各不相同的,这也恰恰展示了生活的复杂性和文学的复杂性,文学正是在这个地方可以大展拳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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