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和日本武士道,这篇日本武士道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日本武士道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学者辜鸿铭对日本武士道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早年辜鸿铭认为武士道即为军人道德,与西方的骑士精神或者中国的“尚义”一样代表了崇高的道德精神.一战期间辜鸿铭从宗教性视野出发,对武士道表现出的狂热与躁动进行反思,并且塑造出拥有“殉难风纪”的理想武士道形象.晚年辜鸿铭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赴日本讲学,他通过中日文化的同源性,将武士道视为源于古代中国、发扬于近代日本的东方精神的象征.他希望日本坚持自己的“日本精神”与西方抗衡,并且承担起复兴东方文明的责任,然而这一论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以建设“大东亚文化”为名进行侵华时所利用.
关键词：辜鸿铭；武士道；军人精神；东方文明；儒家道德
中图分类号：B3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5）05-0021-09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辜鸿铭一直是一个不容忽视却又颇具争议的人物.他学贯中西,才高八斗,却因为“保守”、“顽固”、“与时代潮流逆流而行”等等长久以来为世人诟病,甚至被世人与倭仁、徐桐、文悌等保守派官僚等同视之.辜鸿铭虽然在反对西化、力倡尊王的态度上与这些封建保守派官僚极为相似,但实际上其思维模式全然不同.辜鸿铭自幼生长于西方,游学欧洲十余年,将近而立之年回国后又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对中西方文明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尤其是洞察到表面看上去欣欣向荣的西方文明背后存在的弊端.一战之后,战争给欧洲文明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不少西方人对物质文明无限制的扩张、精神文明的匮乏感觉到一种沉重的幻灭感与逆反感,因此辜鸿铭的学说获得了他们的共鸣.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怀着很大的兴趣”阅读了他的文章并与其通信,他的著作甚至成为欧洲著名大学哲学课程的必读书目,其在西方的崇高声誉可见一斑.黄兴涛曾经评价说：“就其著作在欧美的阅读范围和产生过具有轰动效果的影响而言,他无愧为近代中国第一人”[1] .
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涌现出形形色色的辜鸿铭研究,其研究范围涵盖了辜鸿铭的生平轶事、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人文理论、中西文化观、政治文化活动及其译著与翻译论等等方方面面,成果颇为丰硕.但是,除了辜鸿铭与其日本小妾的轶事被人们津津乐道以外,很少有研究注意到这位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的保守派学者与东洋日本的关联①.事实上,这位在欧洲名声大噪的文化保守主义学者对日本有过相当长时间的关注,而且他在日本也十分闻名,是近代史上唯一被正式邀请到日本长期讲学的中国人.
辜鸿铭并不是真正的日本通,他对日本的认识始终带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朦胧感,并不如黄遵宪、戴季陶、周作人等近代著名的“知日家”那般透彻,但是其思想与日本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辜鸿铭在很早便注意到了日本的崛起,他尤其倾心于以武士道为代表的日本文化精神,晚年甚至将自己拯救中国传统文明的乌托邦梦想寄托于武士道当中.文中试图以“武士道”这一关键词,勾勒出辜鸿铭对日本文化的认识,并考察这种武士道认识折射出的辜鸿铭的文化理想.
一、好义与崇尚高贵的军人道德——辜鸿铭的武士道认识雏形
辜鸿铭对日本的关注可追溯至19世纪末期.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令大清帝国朝野上下震惊不已.维新派知识分子将视线投向了日本,希望通过借鉴日本来学习西方,达到变法图强、抵御外敌的目的.尽管辜鸿铭的出发点与维新派迥异,但他同样在这一时期开始关注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发展,并希望从中寻求以传统文明振兴中国的途径.1897年他在《赠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新一氏序》中就提到：“惟日本与我华义属同族,书亦同文,且文物衣冠犹存汉唐古制,民间礼俗亦多古遗风,故其士知好义,能尚气节.当西人之东来,皆慷慨奋起,致身家国,不顾性命,当时又有豪杰如西乡诸人辈出,皆通古今,能因时制宜,建策修国,制定国本.等余于是益信日本之所以致今日之盛,故非徒恃西洋区区之智术技艺,实由其国存有汉唐古风,故其士知好义,能尚气节故也”[3]462-463.
颇具深意的是,辜鸿铭所颂扬的“好义”、“尚气节”的志士精神首先是由维新派知识分子所提出的.最早塑造出富有侠士气质的日本志士形象的是首任驻日使团参赞官黄遵宪,他在研究日本的巨著《日本国志》中以激昂的笔调介绍了日本下级武士为了救国图存而做出的斗争与探索.受其影响,唐才常、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也纷纷注意到日本维新历史,表露出对日本志士的倾慕之情②.与其相比,辜鸿铭主要强调日本志士的“尚义”精神价值源自“汉唐古风”,以此证明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并且对“西洋区区之智术技艺”表现出明显的不屑之情.
当然,此时无论是辜鸿铭也好,还是上述维新派知识分子也好,都没有将这种“好义”的行为与武士道联系起来,因为尽管在1895年后,日本吹捧国家主义的论者将甲午战争的胜利归功于武士道精神,从而在日本掀起了一阵武士道的热潮,但从该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留下的日本论述来看,“武士道”对他们来说尚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据笔者调查,近代中国人最早明确提出“武士道”概念的应该是梁启超东渡日本后的1899年发表于《清议报》第33期的《中国魂安在乎》.他在该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人之恒言,有所谓日本魂者,有所谓武士道者,又曰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国维新,果以是也”[4]357.梁启超认为武士道的概念等同于“日本魂”,将其视为立国维新的精神支柱大加褒扬,并希望中国也效仿日本制造出爱国的“中国魂”.
辜鸿铭也是较早言及“武士道”概念的中国人之一,但与梁启超将武士道视为日本的特有精神不同,他认为武士道是一种类似于军人精神的普遍性道德法则.
1901年5月25日,辜鸿铭用英文发表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五》中指出,欧洲“军人”已经变成了没有道德原则的“”,所以才会导致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暴行.他引用法国人马蒙太尔（Marmontel）的话语说：“普通士兵常受低劣战利品的诱惑,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他们为了糊口会冒死亡之险.然而一旦让他们领取固定工资,他们就成了奴隶.其实,荣誉就意味着利益,因为荣誉、称号、声望这类东西就等于薪水；谁够资格,就应给予谁——这就是一切军人道德（武士道）的基础”[3]158.辜鸿铭在此将“武士道”（其所使用的英文原文为Bushido）与军人道德（法语vertu militaire）视为同义,并且在注解中建议懂法语的日本王储去阅读马蒙太尔的《Béliasaire》小说,有可能的话将其译成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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