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宏大叙事背景下当代十七年文学,这是一篇与民族国家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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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七年”文学开创了一个完整的颂歌的时代,时代颂歌、英雄传奇构成“十七年”文学最主要的艺术形态.当我们置身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毋庸讳言,当代作家对当时现实复杂矛盾的把握是失衡的,作品中随处可见的是对于困苦、灾难的漠视和对于理想未来的坚信.“十七年”文学这一洋溢着欢乐精神的取材倾向和创作实践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伟大的历史时代对文学的深情呼唤,强大意识形态对作家的规约,人文情怀、家国情怀在作家身上深厚的积淀.
关键词： 宏大叙事 颂歌 人文情怀 意识形态 “十七年”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实践、文学思潮的发生和运行从来都和种种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始终在民族国家极其复杂的文化、政治、社会乃至于经济话语的网络当中定位自身.
伊格尔顿深刻地指出,文学是意识形态生产的机制,并且文学经由价值观、意识形态,最终指向政治权力.他说：“我们迄今所揭示的,不仅是在众说纷纭的意义上说文学并不存在,也不仅是它赖以构成的价值判断可以历史地发生变化,而且是這种价值判断本身和社会思想意识有一种密切的关系.它们最终所指的不仅是个人的趣味,而且是某些社会集团借以对其他人运用和保持权力的假设.”[1]洪子诚曾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一些文学思潮做过这样的反思：“80年代中期的‘文学自觉’、‘回到文学自身’的文学‘非政治’潮流,也可以看到它的政治含义等所谓‘纯’文学理论,所谓纯粹以‘文学性’、‘艺术性’作为标准的文学史,如伊格尔顿说的,只是一种学术神话.”[2]董健对“去政治化”的批评方式有着这样的理解,他说：“我个人认为,‘去政治化’把政治从人的存在状态中剥离出去,这是不科学的等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本身也离不开政治.文学可以选择‘去政治化’,但‘去政治化’这一选择本身有时就是一种政治态度.当一个真正的批评者面对一个作品的时候,不可能不考虑到作品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地传递出来的政治倾向、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3]如果我们参考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对日本七十年代新左翼运动中那种“政治运动一旦破产就回归文学回归内心”[4]的倾向所做的批判,便应当意识到所谓“独立的文学”的诉求不过是一种“颠倒的风景”.也就是说,对“纯文学”的强调并非因为存在“纯粹的文学”这一实体,而是一种“现代性装置”,即制度化的认知模式和物质性的国家机制这两者所造就的结果.所谓“独立的文学”并非一种脱离“政治”的纯粹观念性的存在,而是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国当代文学对独立文学史的诉求,应当将之视为“颠倒的风景”之一种,它的“政治性”是内在于其所寄身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中的,而所谓“非政治”/独立性仅仅是为一种“新政治”张目的合法性手段.因此,以“文学”的方式播散诸种新意识形态,是更有效的手段；而“文学”表述中所涵盖的“政治”叙述更丰富[5].
基于上述观点,本文仅就当代“十七年”文学中有关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创作进行一些简单的线索性的梳理和观照,借以揭示中国当代文学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和历史时代、民族国家的复杂关系.
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带着为新时代呐喊助威的责任感、使命感,带着对伟大革命胜利的自豪感、幸福感,带着对民族国家未来前途的狂热幻想开启了“十七年”文学的发展历史.期间,作家以胜利者的喜悦,借助不同的艺术形式,选择多种角度,采取高亢、欢乐的调子,为新国家、新政权“放声歌唱”：“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6]颂歌、牧歌兴起并迅速成为文学巨大的主导性潮流.热情讴歌新生的祖国,尽情赞颂使祖国得以新生的壮阔的历史,是作家无悔的选择；对于未来幸福的期待,对于现实生活的满足,使文学充满憧憬和 .这是一个创造了奇迹的文学时代.
时代颂歌的基本主题是歌颂祖国、党、领袖和新的社会制度、新的生活.“和共和国一同进入胜利的拱门”[7]的是诗歌,那些敏感而易于激动的诗人们最先敞开歌喉高唱赞歌,如郭沫若的《新华颂》、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严辰的《我们是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人》、冯至的《我的感谢》、臧克家的《我们终于得到了它》、绿原的《从1949算起》等.诗人以饱蘸热情的笔墨,歌颂新生的祖国和使祖国得以新生的党和领袖,这是50年代初期诗歌大合唱的主旋律,“共和国诗歌的实质是对新生活的歌颂,可以认为,它开创了一个完整的颂歌的时代”[8].反映抗美援朝的诗,唱的是英雄的赞歌；反映火热的经济建设的诗,唱的是创造新生活的劳动的颂歌；反映革命历史斗争、农业合作化运动、士兵生活、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诗,几乎都是唱的 的颂歌.无论选取何种题材、有过何种阅历的诗人,几乎都放弃了对独特艺术个性的追求,在统一模式中加入了曲调相似的合唱,诗作以集体理性和献身精神呈现着时代特色,在精神层面上向着同一个方向集结.
时代颂歌在小说创作方面,主要表现在讴歌农村生活的变革和新人新事的涌现上.中国现代作家对农村生活一向情有独钟,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生活的巨变,使大批作家将创作重心再次转向农村,“‘人民’的文化,特别是乡村人民的文化,为创造一种本土的现代文化提供了最佳希望”[9].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便显示出相当的成就.这类作品多从家庭和婚姻问题取材,如赵树理的《登记》,马烽的《一架弹花机》《结婚》,康濯的《春种秋收》,谷峪的《新事新办》《强扭的瓜不甜》,柳溪的《挑对象》,高晓声的《解约》等,活跃在这些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以其新思想境界和道德面貌,宣告了他们同旧的封建陋习和*观念的决裂,显示了个人幸福和社会进步的一致性.在戏剧创作方面,李伯钊的歌剧《长征》,是最早塑造 形象的剧作,作品表达了人们对这位在中国革命历史过程中曾经发挥过关键性作用的政治伟人的赞颂之情.老舍的话剧《龙须沟》表述了人民群众对新社会的热爱和对 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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