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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顾彬论文参考文献：
一、给“欧洲愤青”一个必要的回应
读了《明报月刊》第八期顾彬先生的发言稿,十分愤怒.我本来对顾是“井水不犯河水”,就如2010年许子东先生把我和顾彬一起请到岭南大学中文系时,和他一起吃饭、开会,我只和他“和平共处”,但不赠书,也不走访,那时我就知道他因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心理极不平衡（他推荐的人没能得此奖）,便退避三舍,让他三分.一起吃饭时,只是沉默,避免争论.今天我之所以对顾彬要“顾一顾”,乃是因为他此次得寸进尺,在香港太横行,一副让人难以忍受的殖民者姿态与腔调,甚至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比在大陆所摆的“洋教师爷”架势更咄咄逼人,完全越过做人治学的道德底线.倘若我再沉默,不仅有负于高行健、莫言这两位天才作家的贡献,也有损中国当代文学最低限度的尊严.
我出国已二十四年.出国后我守持《道德经》所示的“不争之德”,对于强加给我的一切歪曲、侮辱、诬蔑、诽谤、中伤,包括诸报刊以及海外激进派的攻击,我都退避三舍,不予理睬,严守价值中立与容忍态度.所以沉默,仅仅是为了心灵的平静,以保持读书研究的沉浸状态.但是,今天我决定打破二十四年的沉默,给德国人顾彬一个必要的回应.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因工作关系开始与德国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有所联系,那时我和许觉民（文学所前任所长）联系的是马汉茂教授,并不知道有“顾彬”.马汉茂教授朴实、谦虚、厚道,身为社科院副院长（管外事）的钱钟书先生让我和他“合作”（特为此事写信给我）.后来马汉茂教授不幸英年早逝,我为此非常悲伤,特写了“马汉茂和他的中国情结”一文（发表于《明报》）,向他表示最后的敬意.此时马汉茂的名字仍在我心中闪光.而知道“顾彬”这个名字,则是前几年偶尔在网上看到消息,说有个名叫顾彬的德国人,很像“愤青”（有人干脆称他为“欧洲愤青”）,在中国当代文坛里混迹了几年,作了一个粗鄙的、绝对本质化的判断,说“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堆垃圾”.因为这“垃圾论”,我才知道“顾彬”.所以一见到“顾彬”,就想到“垃圾”.读过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人（不是研究者）,只要不存“傲慢与偏见”,当然都会明白,这个耸人听闻的“垃圾论”乃是践踏中国当代文学的欺人太甚的独断论.我虽明白,但不屑一顾,因为我知道这是一种“故作惊人之语以哗众取宠”的生存策略,其目的是想制造“一论等于一万论”之效,从而实现在东方大国“暴得大名”之功.面对“垃圾论”的空前侮辱,尚未麻木不仁的中国人有所不平,是很自然的.但在《明报月刊》第八期上,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许子东先生却为“垃圾论”辩护,说“大陆媒体只记得顾彬的垃圾论,那真是一叶障目”.“只记得”,说得好轻巧！难道“垃圾”的侮辱可以忘却可以不在乎吗?我还要提问：既然顾彬已把“垃圾”这一最脏最臭的东西倒在中国作家的头上,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一下,申辩一下,一下?！被侮辱了,还替侮辱者“张目”,还怪同胞们“障目”,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咄咄怪事.子东兄辩护的理由是他还写过一本《二十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史》,此书我读过,唯一的“特色”是对高行健信口雌黄了好几页,其余的全是重复他人的老生常谈.写文学史是1949年后中国流行的学术捷径.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书写,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历史版本.聪明的顾彬也拼凑个可在大陆通行的版本.可惜与中国学人所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如陈思和、洪子诚等所著的文学史）相比,水平相去十万八千里.
读了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才更明白他为什么要推出骇人听闻的“垃圾论”：因为只凭一部只有复制性而没有艺术感觉的文学史书,很难在偌大的中国引起“轰动”,唯一的办法是制造哗众取宠的惊人之论,即写一书不如骂一通,编一“史”不如踩一脚.我要问：有这么一本唱老调子而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文学史”就可以信口雌黄侮辱中国当代文学与高行健吗?
二、践踏两种学术的基本品格
我到过德国两次,第一次是1992年应马汉茂教授之请,到鲁尔大学作讲演；另一次是2011年到纽伦堡爱尔兰根大学参加高行健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二次会议,使我深为感动的是欧洲经济如此困难,德国虽好一些,但还是拨款举办这样规模的会议（除了德国学者外,还邀请十几个国家的二十七位学者）,真不简单.会下进餐时听到与会者多次缅怀马汉茂教授,却没有人提到“顾彬”二字,可以肯定,顾彬在德国远不如在中国出名,可见他的“垃圾论”还是在中国奏效了.谁能起哄,谁就能在中国的浅薄文化圈里得逞,顾彬真不愧是“中国通”.
对于德国的学者,无论是马汉茂教授还是爱尔兰根大学的朗宓榭教授,我都非常敬重.在美国,我对西方学者也非常尊重,并悄悄向他们学习.总结二十四年的所见所学,我觉得西方的真学者（不是伪学者）有两个最基本的学术品格：一是尊重事实,不妄言妄说；二是只进入问题,不作问题之外的人身攻击和琐事炒作.关于第一点,中国本来也不差,曾国藩的治家八本,就有“立身以不妄言为本”,但近数十年来,此“本”却被上上下下的国人大打折扣.没想到顾彬也丧失此“本”；进而践踏这两项基本的学术品格,通篇讲话都是妄说妄评妄言妄语（下文我再举例说明）,更谈不上进入学术问题.谈论高行健与莫言,本可以引发许多学术问题.就说莫言吧,我说莫言的作品呈现了“酒神精神”,但中国到底有没有这种精神,就大可讨论.莫言获奖前,李泽厚先生在《论语今读》中,就认为中国没有“酒神精神”,而他的学生刘东博士则说“有”,而且早在殷商时代就有.另外,李欧梵说当今欧美小说缺少“现实幅度”与“想象视野”,而莫言恰恰具备这两项,我还补充说,莫言是现实幅度、想象视野和审美形式的“三通”.但有朋友提出质疑,认为如此界说欧美小说有些不公平.还有,莫言所接受的影响主要是来自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还是来自本土蒲松龄的“狐幻现实主义”?这也可以讨论.至于高行健,可以进入的问题就更多.例如,“以人称代替人物”的小说写法,在世界小说史上是否有过先例?其戏剧所创造的非人物的人物形象（如“生死界”、“对话与反诘”中的形象）是生命存在、心理存在还是哲学存在?高行健笔下“你、我、他”内在主体三坐标与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有何区别?《山海经传》中的“原始人荒诞”与二十世纪西方戏剧中的“现代人荒诞”有何异同?《周末四重奏》中的两对主人公经历的是最苍白的生活瞬间,文学在书写没有诗意的瞬间肘如何呈现审美的诗意?如果顾彬先生能进入问题或带给我们一点问题气息,那我绝对会洗耳恭听.可是,恰恰相反,顾彬的通篇发言却功夫在诗外,滔滔不绝的是他和高行健如何交往、交恶,是“金钱收入”、“版权费”、如何“没拿一分钱”等等,热衷的全在人事琐事,而非文学.对于这种连“一分钱”也耿耿于怀的小聪明,我历来没有敬意.相比之下,高行健与莫言均比他“傻”得多,“浑沌”得多.高、莫两人只醉心于文学,全然不懂“收入”算计,对人际交往很不开窍,难怪要得罪顾彬这种精细人、精明人.
结论：关于驳顾彬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驳顾彬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论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1949年后中国文学
摘 要：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已走过半个多世纪。顾彬关于1949年后中国文学（即当代文学）的叙述，一方面难于走出海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德华安顾长计议
在德华安顾人寿CFO梁平伟看来，在长周期的视角之下，那些短期的波动和市场的调整，都不应对真正的核心战略形成动摇。“人寿保险公司有意思的地方是，。
顾准经济思想述评
【摘要】顾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倡导人。本文阐释了顾准的市场经济思想。从顾准经济活动、经济思想由来、经济思想主要内涵以及后人的评价等方面进行综述。
论顾准精神
编者按： 2015年是中国当代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顾准诞辰100周年。作为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先行者，在逆境中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