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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致人们担忧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中,搞清算法所承担的角色,问题所在的环节,才有可能制定有的放矢的治理方案
近期“儿童邪典视频”事件可能激起民众对于算法推荐的愤怒,以致于媒体上出现“狠狠打了算法的脸”的标题.
“儿童邪典视频”指以儿童熟悉的卡通人物形象为幌子,制作带有凶杀、暴力、*等具有危害性内容的影片或动漫.由于标题和内容中与儿童日常接触的视频内容存在高度相似性,导致算法将视频推荐给孩子.
儿童本就是互联网上不良内容的最易受害群体,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父母,都在努力给孩子们提供更加清净的上网空间,此时有算法将不良内容主动精准推荐给孩子,“邪典”两字也不足以描述人们激动的情绪.
针对算法的讨论和批评近年时常见诸报端,但仔细观察这些算法相关的舆论批评,其实是不同层面的问题.
内容的算法推荐造成的低俗化和“信息茧房”效应,是对算法本身建模方式及其取向的批评.而“儿童邪典视频”,并非算法设计者预见的范围,实际是在算法筛选中没有考虑足够的变量,从而导致其“出错”.
因此在对其批评和辩护前,需要搞清,算法在这些糟糕的结果产生过程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徒“算法”不足以自行
“算法”,一个存在已久的技术术语,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以迅猛的态势深入互联网和人们的生活,“算法”被附着众多意义和评价,远超其原初单纯技术属性.
最为犀利的批评是桑斯坦在其著作《网络共和国》中描述的“信息茧房”,此概念被2017年“人民网”批判算法推荐模式的系列文章所援引.文章担心,在内容个性化推荐的模式中,算法包含的内容过滤筛选和优化推荐的策略,会使人们局限于过于狭隘的内容和观点,强化固有偏见和喜好,走向自我封闭和重复.桑斯坦担心的,是窄化而非多元的信息,可能使社会分裂,并对*制度产生破坏.
算法在实现信息过滤、筛选和*功能时,需在输入和输出端都进行以数据为基础的学习.输入端是基于导入的海量内容进行深度样本学习后,根据建模原理实现标签化分类机制,比如把包含卡通人物的贴上“儿童”标签,把包含明星内容的贴上“八卦”标签.
在输出端,同样根据建模的设定,通过对用户过往阅读和欣赏兴趣的数据处理,形成“用户画像”,并根据其中提炼的标签,将有相同属性的内容进行推送.在过程中,会添加排序的其他权重,比如,点击量高的排序靠前,其他同类用户经常观看的也更可能被推送.在实践中的算法会有更复杂的参数、变量、标签设定和推送策略.
不过算法推送必然要受可得数据（输入端）和受众选择（输出端）的约束.而商业算法建模中对不同参数的不同权重考量,也会影响选择和筛选的标准,从而实现特定的商业模式和目的.
要实现“低俗化”趋势的内容推荐,在输入端需有大量低俗内容的供应,输出端需有对应的用户选择为基础,细究算法承担的功能,与其说是算法的推送造成低俗内容的蔓延,不如说是算法使得阅读低俗的需求更易得到满足.
当然,商业上的流量偏好策略有可能导致低俗内容的过度推送,所以有时候会有人抱怨“只点击过一次,就一直被推送”,但这种推送实际上很可能不具有商业价值,过度推送恰恰可能对用户体验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徒“算法”不足以自行.
法眼
要改变“低俗化”的内容传播,首先要有良性的市场机制来激励非低俗内容的生产和分发.低俗内容在互聯网上的传播,很有可能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如果希望人们更多关注社会公平、经济发展等公共议题,那首先需要考虑如何鼓励严肃、高质量的相关内容和素材的高效生产和传播.
在用户端,与其说“算法决定内容”,不如说是帮助人们找到想看的内容.如果算法推荐的不是用户真正想看的,那么用户“用脚*”的市场机制会迫使企业改善算法.而热衷阅读肤浅内容的用户,即使没有算法推荐,依然可能通过主动搜索等方式而获取.算法推荐只是打开了方便之门.
由此看,对“算法决定内容”的担忧,主要集中在被推送什么就看什么、“低俗”和“劣质”的信息推送使其沉迷的人群上,而如果改为高质量的内容,他们也可能由此提升认知能力和道德水准,抱有开放的心态并积极参与到公共讨论.因此,“算法”除商业外,被赋予了教育和引导的社会职能.
问题是,此类人群所占多少比重,内容推送对其能产生多大的影响,改变算法又能带来多大好处,这是需要经过实证调查解决的问题.“信息茧房”的理论假设的确充满智识上的冲击力和启发性,但建设性的治理方案却需建立在对本国问题的充分理解和剖析基础上.
算法治理的可能路径
在导致人们担忧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中,搞清算法所承担的角色,问题所在的环节,才有可能制定有的放矢的治理方案.推送“邪典视频”的问题,不在算法本身建模取向合理性的问题,而更多是算法参数设计的不完备.“邪典视频”躲过算法的筛查,有可能是发布者针对算法“漏洞”的规避行为,在此意义上,解决方案较直接,一方面将不良内容严格审核下架,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堵上算法漏洞,预防未来的规避风险.
不过,这并不是一个简单和单一的过程.算法的治理需要与算法之外的其他配套制度相互支撑与配合.
比如在内容审核上,需设定合理而有效的平台责任,同时要在平台不可预见的情况下设置责任的边界,过于严格的责任有可能变成平台不可承受之重.
“儿童邪典视频”固然令人愤怒,但要理性评估其发布是否在平台合理可以预见的范围内.与此同时,对于主观恶性较为明显的主动发布者和传播者,则应当明典重刑,通过落实法律责任和社会声誉机制,对其形成有效的遏制.
法律机制之外,还应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和技术措施.针对儿童这样的易感人群,要鼓励开发和制定特殊针对性措施,父母的监护也应起到首要的责任,政府和媒体可以针对此类特殊事件建立预警和迅速传播机制,以将风险和损害控制在最小范围.
结论：大学硕士与本科算法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神经网络算法方面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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