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朱东润师遗稿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下）,这篇遗稿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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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关于《晏子春秋》的考察,是针对《四库提要》认为该书是家传“权舆”的说法,认为“这里看不到传主生卒年月,看不到他的世系,看不到他的心理发展,所有的止是若干片断的堆积”.这是有关传叙起源的大问题.
《〈史记〉及史家底传叙》是一篇议论《史记》叙事方法和传叙写法的很难得的力作.1940年初,因安排是年秋开设《史记》课程,乃从年初研读《史记》,阅时六月《史记考索》一书,凡论史例者四篇,史实者三篇,史注者四篇,辑佚者三篇,附录四篇.先生自序称“属海内云扰,乡邑沦陷,遂肆意著述,借遣殷忧”.出版后久已享誉学林,是二十世纪《史记》研究的代表著作之一,但内容以文献考订为主,缺乏人物传记与全书评骘之专论.本文谈到正史的范围,讲到史传与传叙文学的联系与区隔,《史记》互见体例之运用及其局限,特别讨论到《管晏列传》《魏公子传》《魏其武安侯传》以及项羽、刘邦本纪之人物叙写的成就和偏失,恰可弥补上述缺憾.全文笔力健旺,议论风发,分析细致,识透纸背,处处显示融贯东西、参悟古今的气象格局.如对楚汉争战最后胜负的关键,先生认为“倘使把当时双方战略和天下大势搁开不说”,项羽因为世代将家,“对于部下的赏赉,是比较地慎重,换言之,就是慎重名器”.“而刘邦止是一个无赖,他手下的大多是时代的渣滓,这正是陈平说的‘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渣滓当然有渣滓的道理,在这一大群的顽钝无耻之徒,他们没有宗旨,没有信义,所看到的止是高官厚禄,玉帛子女.恰恰刘邦看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成功了.他的成功的因素,就是不惜名器”.这里说清了历史上的许多事情,值得玩味.再如关于武安侯田蚡的评价,因为《魏其武安侯列传》的名声,似乎是久有定评了,先生揭出《史记·东越列传》和《平准书》的记载,指出田蚡“老成谋国”的干练.关于信陵君为人和围魏救赵的真相,也非浅学者所能及.
《〈三国志注〉引用的传叙》和《〈世说新语注〉引用的传叙》两篇,是分别论述二书所存汉魏两晋杂传类文本之文学价值.《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在完成此一时期散佚传叙文献后有更详尽深入的分析,在此从略.
本书有五篇谈中古僧传的文学成就.就我所知,先生是持积极入世态度的学者,对佛教之空寂、轮回、蝉蜕等作为似乎并不太赞同.他研读僧传,是从人物传叙的文学成就,僧传所述出家人的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加以分析论列.对《法显行传》,先生认为法显的自叙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虽然都记载天竺经行的过程,但后者只是客观地叙述诸国情況,因而只是一部地志,而《法显行传》则以生命中一段旅程的记录,主观地表达了个人的感受,“是一篇人性底叙述”.如禅门公案“法显不怕黑师子,但看不得白绢扇”,先生列举《高僧传》卷三所载：
将至天竺（略）,显独留山中,烧香礼拜,翘感旧迹,如睹圣仪.至夜,有三黑师子来蹲显前,舐唇摇尾.显诵经不辍,一心念佛,师子乃低头下尾,伏显足前.显以手摩之,咒曰：“若欲相害,待我诵竟；若见试者,可便退矣.”师子良久乃去.
认为这应是《法显行传》已佚失的内容,写出法显求法之坚定执着,置生死于度外.而《行传》载：“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析,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先生评述云：“我们看到悲欢离合,看到生死无常,看到法显底慨然生悲,看到印度诸僧底相顾骇叹.”“一个绝域舍身,忘生求法,无常无我,应无所住而安其心的高僧,看到白绢扇而凄然下泪,这实在是不思议的奇迹.‘举目无旧’、‘顾影唯己’两句更见出他是怎样地执着现在,沾泥带絮,终于不能解脱.然而正从这几句里,我们认识法显不仅是一位高僧,而是和我们一样地有知觉有感情的人物.倘使我们认定传叙文学底目标,是人性底真相的叙述,那么在中国文学里,《法显行传》便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誉为“划时代的自叙”.
慧皎《高僧传》,在中国佛教史上当然是空前的著作,先生特别注意到此书各传篇幅阔大,如佛图澄传4800字,鸠摩罗什传4200字,道安传3200字,慧远传4400字,因而可作完密的叙述,且“富于人性的描写”.如《晋长安鸠摩罗什传》和《晋庐山释慧远传》两篇.鸠摩罗什一生的主要事业是译经,但中间受到吕光、姚兴的威胁,以至一再破戒,常怀忍辱而无异色.而对于慧远,则处处写出其弘法的坚定和人格的伟大.先生特别举出“远神韵严肃,容止方棱,凡预瞻睹,莫不心形战慄”的几个事例,认为：“慧远庄严博伟,虽一时枭杰刘裕、桓玄之徒,敢于窥窃神器,而不敢犯及远公.”引述传中沙门见慧远心悸汗流而不敢语,以及其临终不昧的一段：“六日困笃,大德耆年皆稽颡请饮豉酒,不许；又请饮米汁,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乃命律师令披卷寻文,得饮与不,卷未半而终.”认为其人格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是晋宋以后佛法大兴的根源”.
《高僧传》以后,先生特别关注道宣《续高僧传》,认为与慧皎书“有相等价值”.道宣至少历时二十一年而成书,“是一部用力至勤的著作”.指出道宣有意补录《高僧传》所缺的北方名僧,在文献采据方面用力尤深,但对立传“偏重交游,全凭主观”,以及为在世僧人立传,则持保留态度.他在道宣著作里,特别读到三个特殊的叙述,一是对于禅宗的不满,仅为达磨、慧可立传,不涉他僧,且有“四世之后,便成名相”“道竟幽而且玄,故末绪竟无荣嗣”等恶评.二是在译经主张上,对于当时名盛一时的玄奘颇多批评,反对他的直译、广译,认为“布在唐文,颇居繁复”,在不得不作的赞誉中,也颇多讽刺.三是对北朝、隋唐以来佛教递盛的记载.同时,也指出僧传之泄愤伪讹,《释昙始传》关于魏道武帝抑佛后“大生愧惧,遂感疠疾,崔、寇二人,次发恶病.焘以过由于彼,于是诛剪二家门族都尽”,就全属捏造.这些方面的分析都极具独见,虽然稍为有些偏离了传叙文学的中心.
另缺题一篇,应属临时起兴之作.初唐史家受到官方叙事立场的影响,极力贬抑隋代的政治建树和隋炀帝之道德为人,先生意外发现,道宣编录僧史,另有取资,且绝不愿受官方史家的局限,因而得以真实保存隋二帝行事的真貌.先生据以评述隋文、隋炀父子：“假如我们要把隋文和隋炀对比,显然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文帝阴狠,炀帝阔大；文帝鄙啬,炀帝豪纵；文帝是校计升斗的田舍翁,炀帝是席丰履厚的世家子.要在中国史上找一个和炀帝相比的人物,我们只可推举汉武帝：他们同样是词华横溢的天才,雄才大略的君主.不过炀帝的结局,遇到意外的不幸,成为历史的惨剧,再加以唐代史家全无同情的叙述,和《迷楼记》这些向壁虚造的故事,于是炀帝更写成童昏,留为千秋的炯戒.这不能不算是历史上的冤狱.”这样评说,无论当时或现在,似乎都有些惊世骇俗.其实炀帝“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是《隋书》已有的评价,开凿大运河今人也已有共识.先生特别关注到,“隋文父子虽然同是隆兴佛法,但是隋文是崇拜佛法,而隋炀正经是领导佛法了”.他看到文帝因侥幸获得政权,因而更加迷信祥瑞,迷狂佛徒,在度僧、建塔、送舍利乃至自称弟子等行为,均仅限于经像报应.而炀帝与智者大师的交往,则礼敬设会,悲类受嘱,生死如一,对天台宗的弘传关系极大.又举炀帝之接纳胡僧、组织译经、清理度僧、设置经藏,以及向日韩传播佛教诸端,以见其为政之阔大不苛细.至于从开皇后期到仁寿间,隋文五子各自倚靠僧团,经营佛教,组织势力,谋求政治地位的作为,以及僧人依附诸王之情节,更属在在都有,先生罗列分析,各得头绪.先生对《续高僧传》的阅读,凸显了他一贯强调读史应能入木三分、力透纸背的精神.我整理本文,去岁末在复旦历史系中古时代格国际会议上介绍后,得知孙英刚教授前此也已就《续高僧传》所见太子承乾的为人为政作了详尽的论述,在海外发表.看来会读书的学人,虽时代迥隔,感觉仍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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