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政策选择、长期资产配置和国企高管隐性腐败,该文是关于会计政策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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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8—2013年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资本化会计政策、长期资产配置和国企高管隐性腐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企高管采用资本化的会计政策进行隐性腐败导致长期资产配置、长期资产盈利率和资产处置损失呈现出显著的控股权性质差异；国企高管隐性腐败和其货币薪酬、职务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此外,笔者还发现,公司治理机制并不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隐性腐败行为,这表明当国企高管面临职务消费和薪酬管制双重约束时,将选择资本化的会计政策进行隐性腐败.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加强国企高管隐性腐败的治理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长期资产配置；国企高管隐性腐败
中图分类号： F27291；F2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2015）09006309
一、引 言
国企高管的奢靡消费、贪污腐败是现实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1],这将无效率地耗费国家资源,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 “中石油”、“华润集团”等腐败案件的发生,使国企高管的腐败、滥权行为再次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2002—2010年间,我国国企高管腐败案件占全国职务犯罪人数比例每年均高达20%—40%.据中纪委的公开数据,仅和中石油一家相关的贪腐涉案金额就高达1 020多亿元,几乎是2013年国资委直接监管的113家 企业利润总额的10%[2].为了遏制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等权力寻租行为,国资委和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如《关于规范 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指导意见》（2006）、《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2012）等.和此同时,国家相关部门还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 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2009）、《 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2014）, 以强化对国企高管的薪酬约束.在职务消费和薪酬管制双重约束背景下,国企高管以何种方式规避监管并实施腐败呢?是否以更加隐蔽的资本化会计政策实现自己的控制权私利,国企高管的隐性腐败和其货币薪酬、职务消费是什么关系,公司治理机制能否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隐性腐败行为等问题,都亟待实证证据的支持.
本文以2008—2013年我国上市公司8 883个观测值为有效研究样本,并借鉴Wurgler[3]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度量国企高管的隐性腐败,实证检验了资本化会计政策、长期资产配置和国企高管隐性腐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公司长期资产配置、长期资产营利率和资产处置损失呈现出显著的控股权性质差异,即较之非国有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存在过度配置长期资产,导致较低的长期资产营利率并发生较高的长期资产处置损失.第二,国企高管的隐性腐败和其职务消费、货币薪酬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意味着在职务消费和薪酬管制双重约束下,国企高管更倾向于采用资本化会计政策这种不易觉察的隐性腐败行为.第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等公司治理机制未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隐性腐败,这一定程度上滋长了国企高管的腐败行为.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第一,在陈冬华等[4]的基础上,提出借助资本化的会计政策过度配置长期资产是显性薪酬和替代性薪酬双重约束下国企高管隐性腐败的最新表现形式.第二,对双重约束背景下频繁发生的国企高管腐败,从会计政策选择的视角给予诠释,对国企高管利用会计政策选择实施隐性腐败行为提供了基于大样本的经验证据.第三,考察了公司治理机制对国企高管隐性腐败的治理作用,揭示了国企高管腐败行为高发频发的根本原因,为加强会计监督,有效遏制国企高管隐性腐败指明了方向.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会计政策和国企高管隐性腐败
高管腐败是一种权力寻租,是管理层利用职权牟取私利的行为,也是激励契约安排缺乏效率引致的替代性激励选择.企业高管腐败源于政府的薪酬管制并对企业绩效产生消极影响,薪酬管制和国企高管腐败呈正相关关系[1].由于薪酬约束导致国企高管的货币薪酬未和市场接轨,鉴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致使高管股权激励普遍不足,在职消费作为货币薪酬激励不足的补偿性替代扮演着双重角色.当替代性薪酬和显性薪酬均受到管制时,本文有理由推测国企高管具有强烈的动机寻找更加隐蔽的方式获取寻租收益.根据腐败行为被监管部门发现的难易程度,高管腐败可以分为显性腐败和隐性腐败[1].资本化的会计政策将高管腐败确认为长期资产成本,为国企高管获取隐性腐败提供了一条相对隐蔽、安全的寻租路径,既能达到寻租目的又能规避监管.
会计政策是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所采用的原则、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会计具有经济后果,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公司的价值.面临双重约束的国企高管要实现权力寻租必然发生寻租活动,并导致企业发生无效率支出.企业支出可划分为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对于受益期在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以内的支出作为收益性支出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而对受益期长于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的支出予以资本化计入长期资产成本.国企高管的腐败若以收益性支出方式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很容易引起监管.但是,若将国企高管的腐败以资本性支出方式计入长期资产成本,则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资本化的国企高管腐败在会计信息上表现为公司资产规模增长,随着资产的使用,资本化的高管腐败以折旧、摊销等方式逐期转入损益,对企业损益的影响具有递延性、分散性和隐蔽性,不容易被监管部门监管.对于双重约束背景下的国企高管,选择资本化的会计政策确认隐性腐败是国企高管腐败的最新表现形式.针对企业来说,选择资本化的会计政策确认高管腐败必然导致过度配置长期资产,致使企业资产总额中长期资产占比畸高、长期资产营利率下降,同时,还可能计提大量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并发生较多的长期资产处置损失.为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 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上市公司长期资产的配置结构、资产营利率和资产处置损失呈现出显著的控股权性质差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长期资产比重、资产处置损失显著高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长期资产营利率显著低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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