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转移支付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这是一篇与脆弱性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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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全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西南地区数据,测度家庭贫困脆弱性水平,并实证分析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在我国西南地区,收入处在每人每天1.25美元和2美元贫困线之间的家庭较多；2.农村地区相对城市地区贫困脆弱性更高；3.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较高的教育水平更能有效地抵御家庭风险,医疗保险是贫困家庭福利的有力保障.
关键词：政府转移支付；贫困脆弱性；CFPS微观数据
贫困是各国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努力推进新一轮的扶贫攻坚任务,实施一系列的精准扶贫政策,但现有的扶贫政策多是以贫困线为标准,精准扶贫的对象可以将贫困线以下的绝对贫困人群纳入其中,以及和绝对贫困人群收入相近的人群纳入,但有很大一部分人游离在贫困线上下,在遭受到风险冲击后,很可能再次陷入贫困,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差.2000年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贫困脆弱性概念,指出个人或家庭在受到风险冲击后,抵御风险并致使福利受到损失的可能性.贫困脆弱性具有前瞻性,能够对贫困进行预测及评估.截止2017年我国的贫困人口降低至3100多万,累计减少7亿.2000年以来转移性收入在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由此也引发了学者对转移性收入特别是公共转移性收入的关注,作为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重要来源的政府转移支付,其政策目标就是减少贫困、保障低收入群体利益,同时降低市场无法避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因此持续增加的公共转移性收入,是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世界银行指出中国贫困的减少原因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第二,政府转移支付的扩大对贫困人口提供的福利保障.因此,研究政府补贴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对我国的扶贫政策有多方面的指导作用.我国西南地区由于历史、人口、地理环境等因素,贫困集中且呈连片式发展,西南地区贫困人口较多,生态环境较为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等,一直影响着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地区.
因此本文以CFPS西南地区数据为基础,分析该地区贫困脆弱性水平,及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我国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一、文献综述
在2000年,世界银行提出贫困脆弱性的概念,指出贫困脆弱性可以识别出现阶段贫困或非贫困的人口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从世界银行贫困脆弱性的定义可以看出,低脆弱性指家庭受到风险冲击,并能较好的抵御冲击；高脆弱性指受到的冲击已经超过自身能够抵御并承受的能力[1].Christiaensen&Subbarao（2001）[2]指出脆弱性理解应首先包括福利水平在未来遭到损失的概率,家庭受到风险冲击的类型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其次脆弱性是时间的概念.陈传波（2005）[3]指出农户家庭脆弱性和自然资源的不稳定、农户生计决策及两者结合产生的后果有关.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贫困脆弱性进行了定义,但都指出贫困脆弱性是一个前瞻性定义,是对未来贫困程度的预测.关于贫困脆弱性的测量,国内外学者对应于不同的定义,选择了不同的测量方法.贫困脆弱性的测量方法大致可分为三大类：预期的贫困脆弱性[4][5][6]、低期望效用的贫困脆弱性、风险暴露的贫困脆弱性[7].
许多学者一直关注政府转移支付和地区贫困之间的关系,贫困这一“市场失灵”现象,紧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无法解决,需要政府进行干预,政府对这一“市场失灵”现象的弥补所给出的各种政策支持是各国普遍采用的方式.关于政府转移支付对反贫困的影响研究较多,但其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很少.Fan等（2005）[8]使用20世纪末的数据,分析了中国财政支出对减贫效果的影响,他们认为财政支出增加改善了农业科技、教育和基础设施状况,对贫困的缓解有明显的正向效果.Park和Wang（2010）[9]利用中国贫困县村家庭调查数据,发现扶贫资金的投入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影響差异较大,对于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家庭,扶贫投入分别对其收入和消费提高6.1%和9.2%,对相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并不显著.帅传敏等（2008）[10]比较分析了不同类别资金在贫困县的投入绩效.林伯强（2005）[11]研究发现,政府的公共资金投入促进了农业产出的增长,缓解了农村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李永友和沈坤荣（2007）[12]研究发现,偏向低收入群体的财政支出结构安排有利于降低社会的相对贫困水平.
因此,本文在梳理贫困脆弱性的定义及影响因素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使用CFPS西南地区追踪调查数据,对家庭贫困脆弱性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我国现有的扶贫政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实证研究
(一)数据及变量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该数据分别对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面设置问卷进行四个阶段 ,反映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健康等多领域的真实情况.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和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合作完成.该数据包含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涵盖16000户家庭.CFPS问卷包括成人问卷、儿童问卷、家庭问卷和社区问卷,成人、儿童问卷是关于个体、职业、健康、收入、财产等情况的收集；家庭问卷是关于家庭规模、收入、花费、医疗、保险等问题的收集.本文使用了2016年的西南地区追踪调查数据,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四个地区,根据所选变量进行筛选后,共得到样本1500个.
本文样本选择如下：剔除户主年龄在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及重要的信息缺失家庭；本文所使用的户主是根据问卷中“财务回答人”定义,作为家庭决策人.个体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居住地是在城镇还是乡村；家庭变量包括政府补助额、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存款、家庭人均收入、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户主性别的差异可能对于贫困的脆弱性水平产生影响,男性或许更加容易借到贷款或更容易通过打工脱离贫困；户主若是已婚,说明家庭中会有另一份收入来源,但同样也会加重家庭负担,贫困加剧；户主的教育程度会直接影响家庭的贫困程度及脆弱性程度,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人,自身能力较强、资源更丰富,陷入贫困的概率较低,而教育程度低的个人,本身没有致富的知识和技能,很可能处在贫困之中,如果暂时未贫困,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仍较高；医疗保险是抵御突发风险较好的方式,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越高,家庭需要承担的风险越低,“因病致贫”可能是贫困的主要原因,本文使用问卷中“您是否享有以下医疗保险?”,选择其中某一项均视为具有医疗保险；城乡二元结构,致使城镇和农村人口的收入、福利等各方面都具有较大差异,所在地是否在城镇还是乡村对贫困脆弱性也有较大影响.家庭变量中,政府补助额的提升会增加家庭的收入水平,会对家庭贫困水平有所缓解；家庭的人口规模会有双面的效应,人口规模大获取收入的途径也就越多,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会降低,但如果家庭就业人数较少,需要抚养的比例高,则大的人口规模会成为家庭负担,提高了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家庭存款、家庭人均收入显然和贫困脆弱性呈正比,收入的提高,使得人们脱离贫困.本文所使用的变量如表1所示.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脆弱性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脆弱性分析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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