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倒挂混居村自治组织边界重建,该文是关于混居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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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大量聚居于长三角、珠三角城郊,形成了不少“人口倒挂”的混居村.相对稳定的租住关系重塑了农村传统意义上的“邻里”和共同体边界,也不断凸显混居村的治理困境.具体表现为,原有以村籍为基础的成员资格获取、村级组织方式和自治逻辑和混居后的村务治理范围不相匹配.通过对浙江嘉善Y村村务协商议事会的微观考察,发现Y村议事协商会和“以外管外”传统理念不同,它通过“再组织”的方式建立议事协商平台,重构了混居村的横向关系,从而促进新老成员融合和混居村的村级治理.基于Y村案例启示,为实现新组织平台和村级权力结构的衔接,还需进一步打破经社组织重叠架构,从重塑自治组织边界的角度为外地人获取成员资格、参和村务治理提供正式通道,真正实现混居村的治理转型.
关键词：人口倒挂；混居村；组织边界；协商议事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5-0043-07
引 言
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曾长期呈现出候鸟式的“迁徙”转移形态,但随着二代农民工出现和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两栖人”流动态势逐渐减弱.《中国流动人口报告2013》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家庭化迁移成为人口流动迁移的主体模式,超过3成的流动人口在同一流入地居住生活时间超过5年[1].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并不全部聚居在城市,珠三角超过40%的农民工居住在城中村、城郊村为主的租赁房中[2].随着旧城改造、拆违和城市区域规划的调整,不少原先居住在城中村、城郊村的流动人口甚至选择了相对偏远的村镇,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大城市周边形成数量庞大、规模壮观的“人口倒挂”村.流动人口的地域迁移和村庄共同体的现代转型这两个时代命题在发达地区的村庄交汇,形成外地人进入城市、融入“村庄”的特殊现象,也带来了“人口倒挂村”的治理难题.人口倒挂的混居村庄面临着两个转向：一方面,传统联结纽带的瓦解,村落作为共同体的整合功能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本地人和外地人共居一地的社会联合体,如何突破建立在传统“村籍”基础上的自治组织和制度边界,探寻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地方性共同体社会基础.借用韦伯的判断：前者的转向使共同体发展为独占体,而后者有可能向扩张为更大的社会结合体的方向发展[3].如何弥合这两个转向之间的张力是混居村治理转型的关键.随着市场化、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政府、市场、原有村级组织、村民及外来人口等都成为塑造混居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力量,并对这种社区类型的治理规范、原则和方式提出了新要求.本文将在探讨混居村治理困境的基础上,以浙江省嘉善县Y村村务协商议事会为分析蓝本,重点探讨如何突破以村籍为基础的自治组织边界从而重塑新型治理平台,架构本地人和外地人共同协商的制度纽带从而使得混居社区也成为一定意义上的“生活共同体”.同时,本文也将初步讨论如何实现新自治组织平台和原有村级权力结构的衔接,从组织边界重塑入手来思考衔接保障机制,使混居村既维持村落共同体的传统联结纽带又融合新的社会成员实现治理转型.
一、混居村的治理困境
混居村不仅是一个区域空间,更是各种社会关系、交往、制度规则、文化价值、情感和习俗相互交织的实体.混居村的社会治理不仅可以发现各位置上的行动主体相关的意识、情感、态度和动机,还可以揭示制约行动主体的各种制度和规则.因此,混居村的社会治理和公共空间建设,是实现流动人口和当地社会融合的一条新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这些特殊社区类型实现自我发展和转型的有效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为城市化的路径选择提供方向.哈贝马斯认为,人们通过在公共空间里交流私人经验和对公共事务交换观点,来相互印证自己的真实性和存在感,同时,公共空间中的交往塑造了新型的公共空间[4].本地人和外地人在混居村内持续、动态的社会,交往有助于“村”和“社”两个不同场域的互相重叠和彼此渗透,有利于消解同一地域内的不同群体身份边界,形成新的生活共同体.而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状态需要着重解决两大问题：第一,如何让长期居住于村庄内的外地人在社区治理中拥有话语权和组织平台,而不仅仅只是被管理或被服务的对象,即通过何种方式架构本地人和外地人共同协商的制度纽带内从而使得混居社区也成为一定意义上的“生活共同体”.第二,如何改变或打破村籍、土地权利安排等制度约束,重构新型的组织边界,进而发挥整合作用,既保持作为村落共同体的团结纽带,又通过链合外部社会发展出成为新的社会结合体.
当然,作为居民,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自发打破隔离的意识和能力都是有限的,边界的消解及公共空间的再造需要外力的推动,从而形成新的治理机制.具体来看,混居村庄的治理困境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村庄现有组织方式和自治逻辑和混居后的村务治理范围不相匹配；第二,社会流动和人口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将挑战依附于集体资产的村庄的成员资格获取方式.而这两大治理困境的核心,是如何看待或重塑混居村庄的组织边界和成员资格.当前,村籍是决定村民资格及其相关权利的根本方式,也是村民自治逻辑的核心要素.判断一个人是否为本村村民,主要基于两大条件：第一是居住关系；第二是土地所有关系[5].拥有村籍的村民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即户籍在本村、居住在本村且和本村发生土地所有关系.在混居村,以村籍身份为核心的组织边界和逐渐放开的社会边界产生张力,使得原先的治理结构和机制面临失效,而亟需重建更广泛意义上的社区自治组织结构.
二、一个村务协商议事会的个案
(一)Y村情况介绍
嘉善位于浙北地区,地处江浙沪三地交界处,是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全县区域面积506平方公里,辖6个镇3个街道,104个行政村,47个城市社区居委会.常住人口约73万,其中本地户籍人口38万,城镇化率为62%,是浙江省人口规模和政区面积相对适中的一个县.Y村和嘉善县城接轨,西靠交通枢纽善江公路,紧邻嘉善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随着嘉善县经济开发区的发展和壮大,以及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外来打工人数规模骤增.至2012年底,全村共有村户467户,本村户籍人口1 560人,外地人常住10 000人左右,本地人和外来打工人数比约为1∶6,集体经济年收入约400万元.2007年,Y村实行新村整治,在村庄的中心区域进行厂房置换改造成新村商业一条街,店面房的出租增加集体收入28万元,也活跃了村庄的商业氛围.随着至县城公交车的开通,不少原先租住在县城的打工者受低房租吸引也搬到Y村生活.出租经济成为Y村及其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据调研统计,Y村村民的收入包括四部分：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出租收入,全村连同集体所属商业街的店铺共有大大小小的出租房5 400余间,每年房租收入1 000万元左右,户均年出租收入约2万元.其次,是村民打工或务农的收入.第三,是村民年底的股金分红,从2006年开始,村集体经济实现年底一次性分红.2006年的标准是每人每年800元,2012年涨到了1 200元.第四,部分村民的养老金等其他收入.从收入结构来看,外地人已经成为本地人的“衣食父母”,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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