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清淡诗派创作审美心态,该文是关于诗派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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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悠久绵长的诗歌流派和文学风格,中国古代清淡诗派及其清淡诗风本身蕴含着丰富的美学内容.从趋同和创异的角度看,清淡派成员对本时代文学思潮和美学思潮的取舍和选择,以及他们对待所处时代文学思潮和美学思潮的态度,直接反映了他们的创作审美心态
[关键词]清淡诗派；审美心态；趋同；创异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9)03—0076—05
作为悠久绵长的诗歌流派和文学风格,清淡诗派及其清淡诗风本身蕴含着丰富的美学内容.从审美心态着眼,这些美学内容具有哪些特征?这无疑值得深入探讨.
趋同和创异,是每一个创作主体不可回避的问题,清淡诗派也不例外.趋同是趋所处时代美学思潮之同,其目的是让自己的作品为本时代的接受主体认同；创异是创超时代的美学趣味之异,其用意是使自己的作品具备区别于他人的个性特征.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清淡派成员对本时代文学思潮和美学思潮的取舍和选择上.不言而喻,他们对待所处时代文学思潮和美学思潮的态度,直接反映了他们的创作审美心态.
一
陶诗不见重于当时,这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这个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陶诗的产生和诗人所处时代的文学思潮和美学思潮没有任何联系,也并不意味着诗人没有向当时文学思潮和美学思潮做过靠拢的努力.
钟嵘《诗品》卷中说：“宋征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探源溯流,是钟嵘《诗品》的写作体例,对于被他冠以“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也不例外.应璩是魏时人,《诗品》卷中说他“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左思是西晋人,《诗品》卷上说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可见,在钟嵘的心目中,陶诗是雅正、古雅、高雅的三位一体.且不论钟嵘之说是否全面、准确,仅就他立论的角度和他所追溯的时代背景而言,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魏晋以来,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自觉时代.“诗缘情”和“诗言志”的文学观念并行不悖,动情和气骨的文学特征同时展开.但这并不是说魏晋是一个驳杂无序的时代,只不过其文学主流和美学主流是以一种涵容甚广的气势和潜在深藏的方式出现罢了.既称主流,当然有其指向.建安时期是慷慨悲壮,正始时期是清俊遥深,太康时期是精致绮靡,东晋以后则是玄远简淡.其中贯穿始终的,乃是士人在各种不同的生存状态中执著而清醒的个性意识.这正是自觉时代的文学和美学之精髓所在.纵观魏晋人物,无不各具特色,仿佛横空出世,这更充分地表明了他们对个性意识的刻意追求.
这种执著而清醒的个性意识,体现在陶渊明身上,就是对自然之美的追求.从他对出处进退的抉择,到他的生活方式、文学创作,莫不如此.他虽然在出处方面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烦恼,但基本上做到了当仕则仕、当隐则隐,不以仕隐为累.他的生活方式和气度风范,令千百年来多少士人欣羡和倾倒：在他们眼中,陶渊明永远是那么洒脱超然；陶渊明的那些放旷不羁的故事,也永远值得他们津津乐道.如沈约《宋书,隐逸传》载：
(渊明)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
此后昭明太子萧统的《陶渊明传》和唐代李延寿的《南史,隐逸传》几乎以同样的文字记载了上述轶事；萧统并在《陶渊明集序》中加上了这样的赞语：“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在这里,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魏晋名士的林下风流；只不过陶渊明来得更为朴素,更加自然,没有丝毫的矫情,具体地说,就是做到了“物我一体,心和大自然泯一”,而“这正是老庄的最高境界,也是玄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这种境界,自玄风煽起以来,还没有人达到过.陶渊明是第一位达到这一境界的人.”
谈到陶渊明的创作观,不能不提到他的那篇夫子自道的《五柳先生传》.该传两处提到诗文创作.一处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另一处说：“酣畅赋诗,以乐其志”.可见,陶渊明基本上接受了文学用以言志的传统观念,只是在此基础上加上了“自娱”、“乐志”一层新义.传统言志观念的指向是“观风俗,知得失”,而陶渊明的“自娱”、“乐志”则是他任真自得的生活态度之外化.他在“酣畅赋诗,以乐其志”之后,有这样两句感叹：“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无怀氏和葛天氏,都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这就是说,他是把自己在著文自娱和酣畅赋诗中体会到的那一份任真自得,和对上古之民生活的体验等同起来,从而把这种言志自娱的文学创作,统一于他的真和善的社会理想.所以,当他感慨于自然节物的变化时要说：“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移居二首》其二)；当他陶醉于田园生活的淳朴时要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和析”(《移居二首》其一)；当他沉浸在浩茫心事之中时要说：“伊怀难具道,为君作此诗”(《拟古九首》其六),等等.这样一来,文学创作对陶渊明来说,就成了通往理想社会的途径和借以达自然之道的手段了.
如果说赋诗著文是陶渊明借以达自然之道的手段,那么他的创作风貌便是他达自然之道的结果.因为这是陶渊明留给后人唯一的最形象和直观的遗产；人们正是从这些清淡古雅的作品中认识了陶渊明、了解了陶渊明.正如前人所指出的那样,陶渊明的诗文并非清淡古雅一种或并非纯粹的清淡古雅,其中也包含着慷慨豪放、绚丽精致,从而浓缩着建安以来的文学进程.不过,他的慷慨豪放、绚丽精致却被一种特殊的中和机制所制约,因而他的诗文仍然显示出清淡古雅的总体风貌.
那么,陶渊明的这种创作风貌,和东晋以后追求玄远简淡的文学和美学思潮关系如何呢?应该说,崇尚简约一直是魏晋时期的一种美学风尚.太康之英陆机,在提出著名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后,不忘强调“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而刘勰则在《文心雕龙.练字》中概括道：“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这种崇尚简约的美学趣尚,显然是玄学清谈刺激下的产物.玄学家何邵在其《赠张华诗》中说：“处有能存无,镇俗在简约”,孙绰《赠温峤诗》五章之三说：“长崇简易,业大德盛”,即可为证.当然,在文学领域,玄学清谈刺激下的直接产物还是玄言诗.这种以张扬玄理为主要目的的诗歌,虽然在文学上没有多大的成就可言；却对东晋的诗坛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那就是玄理的大量引进.
钟嵘在《诗品序》中对玄言诗下了如此的断语：“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这里,“淡”正是玄言诗所具备的一种特殊机制.对此,人们不难从哲学、社会和美学的层面进行索解.作为一种玄学概念的“玄淡”,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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