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求安特质和我国科技金融,本论文可用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参考下载，传统文化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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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技活动的高风险性、科技型企业的轻资产与科技人员高流动性的特质与金融行业对金融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要求形成巨大的反差,相应形成信息不对称、风险收益不匹配、抵押质押不符合要求等客观矛盾.因而,我国科技金融的发展仍不尽人意,通过股票融资的比例偏低、银行对科技型企业惜贷慎贷、创业投资基金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创新的“后端”.但是,這些科技与金融之间的客观矛盾在世界各国并无不同,如美国的表现并不突出,而在我国就比较突出,本文尝试探求我国科技金融发展中的文化因素.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求安”的特质
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自然非一两段话可尽言.然诸多饱学之士已经对其进行了很好的归纳,相当部分的学者认为,“求安”是我国传统文化之特质甚至是核心特质.“儒道两派学说虽取径不一而求‘安’则一”,马寅初说,孔子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可知儒家所重在“均”与“安”,不在“寡”与“贫”,“安”字精神于此已完全表现.
林语堂所著的《吾国与吾民》因其对中国与中国人的客观准确描述而受到广泛称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誉其为“最真实、最深入、最完整、最重要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在《吾国与吾民》中,林语堂梳理出中国人的八大性格：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和平、知足、幽默和保守性,而这八大性格都可以是“求安”的注解.台湾管理哲学学者曾仕强认为：对待中国员工,管他,他偏不服；理他,他又将信将疑.最好的办法,便是“安他”.
所以,“求安”是我国传统文化之特质甚至是核心特质.“求安”思维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存在和深刻的影响.这一传统文化特质通过对人的影响而影响着我国的金融政策、金融机构与科技人员,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科技与金融之间的矛盾.
二、传统文化 “求安”特质影响科技金融发展的理论分析
根据市场营销学上的目标市场细分概念,可把科技金融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人群细分为“政府人”、“金融人”与“科技人”三类.“政府人”是指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等金融管理层,他们不直接参与科技金融活动,但是他们出台的政策对科技金融活动具有顶层设计与制度规范上的价值；“金融人”是指商业银行、证券公司、担保公司等科技金融产品的投放者或实施者,是科技金融市场的金融主体；“科技人”主要指科技人员,他们是影响科技金融市场企业主体的核心变量.
无论政府人、金融人还是科技人,都是中国人,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也是从根上就开始的.传统文化 “求安”特质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对政府人来说,“求安”特质影响着其政策制定,而其政策又指导或规范着金融机构的行为；对金融人来说,“求安”特质影响着金融机构投放科技型企业贷款等各种科技金融产品的行为；对科技人来说,“求安”特质影响着其参与科技型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参与程度,从而影响科技型企业的产品质量和新产品新技术开发能力,这对金融机构而言,科技人的选择决定着科技型企业的信用,而这个信用又是金融机构投放科技型企业贷款等各种科技金融产品的核心变量.科技人与金融人在此发生了紧密的交互影响.因而,政府人、金融人与科技人共同的选择,决定了我国科技金融的发展水平,特质的深刻影响.所以,传统文化 “求安”特质通过对人的影响而实现对政府、机构以及科技型企业的影响最终实现对科技金融发展的影响.
三、传统文化 “求安”特质影响科技金融发展的历史实证分析
从政府人、金融人与科技人过去的政策实践或实际操作中,可以发现“求安”的传统文化特质影响他们之深,使得科技金融之间原本就存在的矛盾,即科技活动的高风险性、科技型企业的轻资产与科技人员高流动性的特质与金融行业对金融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弱化,反而有所加强.
1.“求安”特质使金融政策并不鼓励冒险.某种意义上说,金融管理就是风险管理,不承担风险金融机构也就无法高效地拓展业务,对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就打了折扣.金融政策应当引导金融机构去做好风险管理,鼓励金融机构通过承担风险而获取相应的风险收益.①货币政策方面.当翻阅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时候,类似“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灵活适度,适时预调微调”的表述出现的次数非常多.也就是说,面对经济波动,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应对策略的基本指导思想是：灵活适度,适时预调微调.这说明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带有“求安”特质的,其有利之处是较好地维护了金融现状、避免金融混乱；其不利之处是,对金融机构在科技金融这样的高风险领域加大投入的政策激励不足.②金融监管政策方面.银监会对信贷市场的监管也是“求安”的基调,银监会自成立以来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标准是逐步提高的,商业银行发放贷款,需要符合《三个办法一个指引》,中国更是先于美国、欧盟国家实施《巴塞尔协议ш》,体现了我国对商业银行经营安全性的高度重视.这些监管政策对信贷的安全性重视有余,而对贷款发放的激励不足,与科技型企业科技活动的高风险性、科技型企业的轻资产与科技人员高流动性的特质产生冲突.因而,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对科技金融这样的高风险领域惜贷慎贷也就在所难免.
股票市场方面,证监会对此市场的管理也带有“求安”烙印.为避免依靠退休金的老人等群体沉迷股市而可能被股市所伤,2008年3月,时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曾公开表示：“股市不是什么人都能炒的”.于2017年7月1日实施的《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更是对股票市场投资者进行精准分类,即把投资者分为专业和普通两类.普通投资者必须严格按照适当性管理的要求,对投资标的和风险等级匹配的产品才能够进行购买.在这样一种“求安”思维下,股市的发展与证监会的期待相反,多次暴涨暴跌.而暴涨暴跌的股市使创业投资变成了风险投资,不利于创业投资与科技金融的发展.
2.“求安”特质使金融机构的经营趋于保守.我国是一个间接融资为主导的国家,商业银行在支持我国实体经济或是科技创新方面都是主体,但不难发现,我国“金融人”、商业银行“求安”的特质表现得比较明显,其经营行为也因之趋于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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