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天津市中国古代史成果要览（上）,本论文主要论述了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中国古代史论文参考文献：
2011年,天津市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共出版各种著作24部,发表文章160余篇.以下按断代历史,结合重要专题,对本年度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进行简要介绍.
一、先秦史研究
2011年天津市的先秦史研究成果保持高产,内容丰富.
王玉哲先生的专著《中华民族早期源流》[1]从夏族、商族、先周族的源流考释研究华夏民族的起源,从对鬼方、狁、楚族等考释研究少数民族的起源,从而勾勒出中华民族早期源流.《南开学报》2011年3期发表《著名先秦史学家——王玉哲》一文,恰在哲老百年诞辰之前,更令人追思和感叹.
在夏商周及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所见有三部著作问世,陈絜的《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2]和《商周金文》[3] 体现了作者的研究功力,引人关注.杜勇、周宝宏的《金文史话》[4]亦为佳作.朱彦民《甲骨文淇水探踪》[5] 据新发现的花东卜辞,对淇水问题提出了新看法.他的《殷卜辞河、土、岳和先公关系考》[6] 认为,过去一般认为河、土、岳的祭祀对象是自然神,但殷卜辞中它们和先公代表的祖先神无法完全分开,可能和早期的先公祭祀本身就有某种异同关系.杜勇《商朝国家结构新论》[7] 参考德国学者罗曼·赫尔佐克的贵族国家理论,对商代国家结构进行了重新阐释.魏芃《再论“益公”及“益氏”——兼论西周金文“公”称中氏名的使用规律》[8] 提出,西周金文中所见生称“益公”之“益”皆为氏名,死后称谓则不尽然,其中一部分属于美称或谥号,世传“谥法”不足信.耿超《 “女祸论”源流考》[9] 通过考证认为,“女祸论”应起源于西周末年.相关文章主要还有：朱彦民《〈易经系辞传〉“制器尚象”说评议——兼及上古车驾发明相关问题的探讨》[10]、陈絜《琱生诸器铭文综合研究》[11]、陈絜《周代农村基层聚落初探——以西周金文资料为中心的考察》[12]、陈絜《践鼎铭文补释及其相关问题》[13]、耿超《浅谈姬母豆和师盂种作器者关系和族姓》[14]、陈絜《闻尊铭文和仓山“疋狱”文书之性质》[15] 等.
在春秋战国史研究方面,杜勇《论〈春秋事语〉和〈左传〉的关系》[16] 分析了《春秋事语》和《左传》的区别,认为二书来自不同的传承系统,并无因袭关系.雷鹄宇《试论战国时期代地地理及相关问题》[17] 考证,战国时期代戎是文化相近众多部族的泛称,活动地域广大,文献中出现的代国只是代戎的一支.徐勇《〈六韬〉成书时代之我见》[18] 对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六韬》成书时代的六种说法进行了批驳,重申了战国中后期成书说.程平山《百年来〈竹书纪年〉真伪和价值研究述评》[19] 收集和疏理了一百年来关于对《竹书纪年》评价的各种文章.相关文章主要还有：陈絜《再论包山楚简“州”的性质和归属》[20] 、陈絜《试论葛陵楚简“丘”的性质和规模》[21] 、程平山《〈竹书纪年〉晋魏纪年、周王纪年和版本问题》[22]、程平山《宗周、“周”邑、“周庙”和崎周辨析》[23]、雷鹄宇《从玉皇庙文化看东周时期代戎之社会经济》[24]、李晶《春秋刑官丛考》[25] 等.
二、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2011年天津市的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果有逐步增多的趋势.
在秦汉史研究方面,所见专著有：刘尊志《徐州汉墓和汉代社会研究 》[26].陈生玺《秦始皇缘何焚书坑儒 》[27]考辨,司马迁为史官世家,记事严肃认真.而且汉武帝时博士孔安国献古文尚书,淮南王刘安和中郎伍被谋反,都谈及秦始皇曾焚书坑儒,均在司马迁撰《史记》之前,证明秦始皇确有坑儒之事.张荣明、刘成栋《秦帝国政治模式分析》[28] 指出,秦帝国政治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唯物化的政治意识、君主至尊的政治心态和权力专断的政治思想,促成其形成的环境条件是国家的统一,这一政治模式产生了双重效果：行政高效率和政治的迅速崩溃.陈燕《秦汉时期的汉字字序法》[29] 认为,秦汉时期汉字排序呈多样性,其性质是根据意义排序.刘洁《“孟母教子”故事考论》[30] 提出,故事产生时代正值西汉前期儒家学派地位上升、国家大力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际,因此它所反映的内涵远比故事内容本身的真实性重要.相关文章主要还有：贾艳红《论汉代的祖先崇拜》[31] 、李治安《关于秦以降皇权官僚政治和贵族政治的复合构建》[32]、刘敏《里耶户籍中的“毋室”和“大女子华”》[33]、刘尊志《西汉诸侯王墓敛葬玉衣及相关问题》[34]、刘尊志《论西汉诸侯王墓陵园及相关问题》[35]、刘尊志《徐州两汉诸侯王墓研究》[36]等.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所见专著有：孙立群《从司马到司马——西晋的历程》[37].岳纯之《中国古代“律”的产生及其早期演变》[38] 指出,从诸法合体之律到单一刑法之律,其间有一个转变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开始于汉朝,而其完成则在曹魏,标志就是曹魏新律.相关文章主要还有：孙立群《最拜金王朝西晋覆灭启示》[39] 、孙立群等《永嘉之乱和北方政治格局的变迁》[40]、张荣明《谶谣和两晋南北朝政治》[41] 等.
三、隋唐史、宋史、元史研究
2011年天津市的隋唐史、宋史、元史研究成果,数量略有下降.
在隋唐史研究方面,所见专著有：王力平《郑天挺隋唐五代史讲义》[42].肖占鹏、王蕊《唐代“捣衣”诗及其士人政治心态》[43] 认为,唐代“捣衣”诗中征妇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政治心态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出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勾画出时代盛衰的轨迹.张玉兴《唐代陵令考述》[44] 考证,唐代陵令亦称陵署令或陵台令,具有 和地方官双重性质,因此行政中经常需要和县令通力合作,并且常为县令所兼任.岳纯之《所谓现存〈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的新证——和郑显文先生商榷》[45]辩驳郑文观点,认为现存《唐律疏议》并不是永徽四年（653）的《永徽律疏》.相关文章主要还有：张葳《〈隋书〉标点校考勘误及补遗二十则》[46]、夏炎《海贼；地方官；招讨团——唐代国家权力对地域社会的支配和调适》[47]、付莉《道教方术和唐代士大夫的政治斗争》[48]、付莉《唐代士子习业道观之风》[49] 等.
结论：关于中国古代史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中国古代史时间表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中国存托凭证（CDR）对中国A股的影响
摘要：中国存托凭证（CDR）最早是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大量在香港上市的“红筹股”公司强烈的内地融资需求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在过去的10年。
中国存托凭证（CDR）
摘要：中国存托凭证又称CDR是以美国存托凭证即ADR为基础结合我国国情研究开发的一项全新的融资产品。通过中国存托凭证可以切实帮助我国企业完成融资。
中国九种模式（下）
在第八期和九期，我们探讨了中国企业的成本创新、流程创新、供应链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这期我们继续分析技术创新、生态创新和范式创。
中国九种模式（上）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大国，中国企业逐步实现了从完全模仿到跟随追赶再到商业创新的巨大转变，许多企业已经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