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智造下的知识产权制度,该文是关于知识产权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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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最后一次记者会上,针对媒体“有消费者抱怨很多高品质的产品在国内生产不了”的提问,李克强总理指出,“至于消费者抱怨中国的一些产品质量不优,这说明我们的企业需要让产品进入质量时代,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我们实施《中国制造2025》,就是要提升企业产品和装备的质量.”
创造高品质的产品、提升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与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技术创新,知识产权是创新机器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齿轮.2008年6月5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我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道路上实现了从掌握技术能力到掌握知识产权的战略性转变,至今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商标注册量连续保持世界首位,著作权登记数量连创新高,我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但我国的科技实力、文化软实力和品牌影响力却并未随着数量的改变而实现与之同步的显著提升,反而有知识产权滥用、寡头垄断日益凸显之势.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接近十年,我国的知识产权事业从起步迈入了新的瓶颈期,反思当前知识产权和产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破除“知识产权即促进创新”的简单思维,将消费者利益、产业利益、创造者利益的衡平确立为知识产权政策制定的基本框架目标,是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的关键.
一、知识产权刺激政策得失的反思
1973年11月,时任贸促会法律部部长任建新率四人以“观察员”身份列席WIPO年会,新华社发回来的报道将“知识产权”这一新鲜产物引入了国内视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发展至今,先后经历了被动立法期（1978-1992年）、被动调整期（1992-2001年）、适应期（2001-2008年）、主动调整期（2008年至今）四个阶段.
在移植立法、被动调整、和适应期过后,随着市场和科技的进步,中国开始主动调整知识产权制度.2008年以来,尤其在专利层面,为了响应制定的创新追赶战略以及专利推进计划,从中央到地方在不同程度上实施了以鼓励专利增长为目标的创新追赶战略,以贯彻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在量化的政绩评比中,专利数量成为衡量地方科技创新成绩的重要指标,自上而下各级政府特别是各省级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种政府资金扶持政策以鼓励本地区企业的专利申请与授权.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首次将“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列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指标体系,提出2015年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要从2010年的1.7件提高到3.3件.此后,各地也陆续出台专利发展规划,如浙江省提出,“十二五”期间,专利申请、授权总量年均增长15%,至2015年底实现翻一番；安徽省提出,到2015年,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3.4件；天津提出,“十二五”期间,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9件等
由此相应地导致了一定泡沫的产生.据统计,在过去10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专利申请一直呈大幅增长态势,年均增幅达到22.6%,我国专利授权数量高居世界第一.但专利质量却与如此高的数量严重脱节,尤其与专利制度法治程度高的欧、美、日等国家相比,差距明显.以2014年为例,美国专利局共授权32万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30万项,外观设计专利2万项；对比中国,共授权了130万项专利,其中经过实质审查的发明专利只占百分之十八.其余百分之八十二,高达上百万件是没有经过实质審查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以上简单化知识产权政策的出现,一方面可能是基于“知识产权可以鼓励创造”的传播和认识,例如TRIPS第7条将协议的目标定位为“有助于技术创新以及技术转让和传播”,“使技术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互相收益并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的增长及权利和义务的平衡.”美国联邦宪法中规定：“国会有下列权利等保障作者及发明家对其作品及发明物于限定时间内之专有权利,以奖励科学与实用技艺之进步.”我国《专利法》第1条规定,建立专利制度的宗旨之一是“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和利用.”如果仅从条文来看,似乎创造了一种乐观的前景,只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就一定对创造有利.这无疑是给了亟需创新的中国一剂兴奋剂.彼得·达沃豪斯在《信息封建主义》一书中就尖锐地指出：知识产权对公众基本权利的限制不易察觉,所有这些限制都被表面上似乎颇具说服力的理由,即保护发明家、作者的权利以及促进创新的需要掩盖了.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类似话语的诱导,在知识产权（专利）政策的制定方面存在简单化的弊病,夸大了知识产权（专利）对创造的刺激作用,而忽略了知识产权与产业结构的联系.
另一方面,基于国际交往压力和自主发展需求,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日益增强,不可否认,知识产权制度一定程度上具有刺激创新的价值,但关键问题是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刺激的究竟是“自主创新”还是“他主创新”,针对国内企业对外技术依存度较高的现实,政府不再甘愿为他人做嫁衣或单侧地鼓励“他主创新”,而是主动降低专利授权门槛,尽量在制度入口处缩小与国外企业的创新实力差距,以法定授权形式为国内企业对技术信息固化产权,从而在全球创新中获得一席之地.
首先,必须确认和肯定的是,在这一阶段确实带来了我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创造、运用知识产权能力的提升,并涌现出了一大批创新企业：华为、中兴、腾讯、阿里巴巴等这些使我国在全球创新竞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知识产权的功能被片面化甚至妖魔化了.缺乏教育、科研实力的及时跟进和市场竞争政策的及时调整,知识产权刺激政策带来的更多的是虚高的数字和创新泡沫,类似于16世纪中叶重商主义的英国和法国,无节制地广泛的专利授权带来的是专利运行体制的失控,大量缺乏创新的专利权的存在无疑会大大限制后来创新者的创新空间,企业将专利过分地作为策略使用,用来作为攻击竞争对手的武器或商业谈判筹码,竞相申请、“制造”专利,抬高了整个行业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同时不重视产品质量和漠视消费者权益,导致某些国内消费市场（例如目前的奶粉市场）失去活力,进一步抑制了创新的动力；并在这场专利权的授予争夺战中,原本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外企业进一步巩固了其专利寡头的地位,尤其是专利集成度较高的产业,基本扼杀了国内新兴企业涉足该领域的空间.因此有学者担忧：“专利已经变成一场危险而昂贵的武器竞赛,现在这种竞争在削弱而不是促进至关重要的技术创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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