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商业只是实现文化理想工具,此文是一篇梁文道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梁文道论文参考文献：
这两年,梁文道有了新身份,他成了文化品牌“看理想”的策划人,出书、录视频、做线下活动,这些对他来说已经驾轻就熟.
更早之前在香港,梁文道就是现在的状态.他曾是香港一家小众出版社的社长,做过香港商业电台一台的台长,以及两个剧团的董事局成员.
在外界看来,他是更“入世”的知识分子,但他说,“商业只是实现文化理想的工具”,为了更好地做文化本身,他拒绝了一堆偏文化方向的娱乐节目与脱口秀,“推掉了1000万元的收入”,只想安心做读书节目.
10年前,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梁文道提到Facebook的流行将会给美国带来严重的政治分歧,原因是社交媒体的出现会让社会更为分化.10年过去了,当年深信不疑的东西正被一一验证.
在保持“质疑”这个知识分子底色的同时,在梁文道心中,一个更宏大与坚韧的理想也一直存在着,“让中国变得更好”,这个想法从梁文道2003年开始在中国内地撰写专栏时就未曾变过.
C：你觉得你这一代香港人北上,与之前1990年代的作家陈冠中等人以及之后的香港导演北上有什么区别?一个香港人如何看这10年的文化产业变迁?
L：我从1998年开始做《锵锵三人行》,2003年开始为《南方周末》写专栏的时候,没有想到产业,我只想到政治、文化.因为那个时候我不觉得要在中国内地赚钱,我觉得我是在香港赚钱,我很直言不讳地讲,我想在内地做的是,我想改变这个国家,让它变得更好.
陈冠中是我的前辈,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们那一代香港人北上是真的想做文化产业,我只是这两年才开始想做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和文化不是那么容易二分的,只是现在的文化产业更多注重的只是产业而不是文化.这两者之间一个重要的区分在于,如果纯走产业路线,更多考虑的是怎样迎合市场,迎合大多数人,但是做文化的人多半会有更多别的抱 负.
C：这两年的时间里,你会对商业部分考虑更多吗?
L：不会.这些所谓的商业,比如我们要开发的“看理想”App,它只是去实现文化理想的一个工具,我们用它赚钱来养我们的文化理想.像理想国这么多年,也不是赚大钱的出版机构,从来都不是,但它一直有核心品牌理念,“看理想”也是这样一个公司.
大多数商业方面的合作都被我推掉了,比如那种文化类的综艺节目与脱口秀,起码推掉了1000万元的收入,因为我只想做我的读书节目.
C：2009年你出了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常识》.现在9年过去了,那些常识还在吗?
L：我很難对此下总体的判断.大家都明显意识到,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庞大国家,这么大的一片国土上,有很多不一样的人.我那个时候写的很多东西到现在还适用,一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好的方面是,有一些人的想法在改变,比如我写《常识》的那个年代感受到我们对于女性、对于性取向跟我们不同的人,还不够尊重.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呼吁这种权利的人在增加,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的力量出现了,也增长了.
C：特别是近5年,创业越来越多,中国社会在商业上非常强劲,但同时,人们似乎一直处在焦虑之中.作为一个香港人,面对北京这个焦虑的场域,如何适应?
L：我最认同的是1980年代末的北京,那时我第一次来北京,觉得这个城市好极了,有很大的活力,有圆明园的画家村,我的很多朋友都在简陋的房子里住着,现在他们都住在别墅里,开着很好的车.我不是说他们发财不对,我只是觉得那个年代的北京有很多很野的东西,是值得保留的.
现在的社会有一种部落心态.部落社会的一个特点是,拥有相近价值观的人会聚到一起,对外人充满抗拒和排斥.当然,中国现在已经相对开放很多了,能够接受来自全球各地的技术、资本,但是这种“部落心态”某种程度上还存在,大家还是都想尽量趋同.所以就会出现跟风式的“知识付费”,大家会觉得很多人都在学什么东西了,我还不去学我就完蛋了.
C：知识付费一定程度上是出版业的延伸,这也是很时髦的词汇,包括之前的数字化风潮,它们给出版业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L：其实我还挺感激“得到”（罗振宇创立的知识付费服务产品）,罗振宇是我的朋友,我觉得“得到”帮了出版业,让出版机构多卖了很多书.他那种讲书的方法会刺激更多人想看一本书.
从商业上来讲,这几年知识付费潮流并没有打击出版业,反倒是出版业通过知识付费这种潮流,能够找到更多的出路.比如说跟这些平台合作,把一本书交给它们,让书转型成一个节目,或者说让它们去讲自己出版的书,然后产生一些宣传甚至利益均分的效果.
C：“出版”这两个字本身就带着公共价值,而产业都是在追求估值、融资、销量,寻求快速文化消费,这会冲击到那些公共价值吗?
L：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会的,我并不是说将来“理想国”或者“看理想”永远不融资,在我看来,融资绝对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考虑.大家这几年那么热衷谈创业,谈融资,然后几轮之后要上市,我觉得是因为大家都很着急.
这种着急背后有一种今天中国社会常见的情绪,就是怕朝不保夕,不知道两三年后会怎么样,所以只是主要着眼于现在.但是全球有很多老牌出版社,它们都成立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了,也从来没听说谁要上市.难道我们会因此觉得它们是很糟的出版社吗?并不会.
并不是所有机构都必然要融资、上市的.我觉得我们希望做一个对的事情,这个机构是在做对的事的一个机构,这是最重要的.
C：很多商业机构现在在想尽办法制造内容刺激年轻人的反应,以获取巨大的流量,你如何看待这种趋势?
L：那很自然.就像之前说的,越往产业方面走,就自然要迎合年轻人.因为中国的消费主力摆在那里,自然都想去讨好他们.
C：有没有更好的“讨好”方式呢?
L：其实,谁都无法真正告诉你一条正确的道路,让你摆脱这些焦虑感.也就是说,我们跟其他出版行业的同行一样,我们知道这些问题,想更深入了解这些问题,或者会提出一些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但是,可能和一些同行不同的是,我们实在不敢告诉你什么才是答案.
我们认为,没有人能帮你建立知识体系,没有人能帮你读书,这个东西只有你自己能做到.读书给我们的不是答案,而是认知方式.我们不会想要正确地引导大家怎么样.事实上,我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正确引导”.
C：所以某种程度上,理想国也不会高喊着去倡导什么?
L：不会.我宁愿我们总是不断问问题,我们当然对未来有期盼,但是我们只是不太敢肯定什么路才叫通向理想世界的光明大道.甚至对于“理想”,可能每个人理解的内涵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会一味去讨好、谄媚年轻人.
C：2003年你来到中国内地时有“改变国家,让它变得更好”的理想,现在还会乐观地坚持这个理想吗?
L：当然会.我以前更多会直接通过写作,现在我们就换一个别的方法.比如说我不自己写那么多书,我不自己做那么多节目,但是我找很多人来做,找一些也许比我更有能力、更有想法的人.
商业的力量也许会助推我们,但也有可能不会,这方面我们会更慎重一些.
结论：适合梁文道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高晓松评价梁文道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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