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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朗润园似乎注定要成为中国改革的见证者.它曾经的主人奕是洋务派的主要领导者,奕是道光帝第六子,诗集《九思堂诗稿》有“题六兄朗润园图”一诗,就是指这个古典雅致的庭院.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6个致力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学者将这里变成改革派的重要基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这里办公,林毅夫是名誉院长,也是这个机构的联合创始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是中国第一家独立经济研究中心,是由开明领导、返乡知青和台湾跑过来的理想青年凑在一起逐渐打造的基地,他们因为对中国进行深入的研究而获得了影响力,而后朗润园开始像恭亲王的时代一样容纳着中国开放事业中最重要的人们,一批批幕僚从中走出.
前朗润园时代
这批年轻人对学术和改革的热情给整个上世纪80年代罩上了一层理想主义的色彩,这种热情为他们日后在朗润园相聚埋下了“种子”.
1987年,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都在猜测当年离开的那个台湾人不会再回来了,林毅夫却登上了返回北京的班机.回国后,他的梦想之一是建立一个为中国改革出谋划策的咨询机构.
“当时我看过他写给*的一个报告,想做一个像KDI（韩国开发研究院）那样的机构.”国发院院长姚洋说.
这个留美数年的北大毕业生相信,他的所学能够为中国大陆的改革提出必需的建议,他的自信也来自于这个国家近些年的巨大变化.
林毅夫1979年忙于给自己联系学校.这位在台湾部队中服役的青年凭借自己的游泳能力闯过2300米海域来到大陆,尽管受到“起义归来”的好评,却仍然要给自己找一个“单位”.
林毅夫选择了读书,刚刚复校的中国人民大学有着最强的计划经济系,但人大是党的大学,林毅夫因为“来历不明”被拒之门外.结果是,北大看上了这个英语流利、熟悉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年轻人.
“当时我们分析,收下他,最坏的结果是最后发现他是个特务,可经济系又没有什么情报.”北京大学经济系原副主任董文俊在林毅夫的传记《跌宕人生路》中这样说道.
林毅夫和董文俊在西直门一家招待所进行过一次谈话,这也是组织交给董文俊的任务—考察林毅夫.那个时代提到台湾人,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还是“间谍”.
和被“*”、“上山下乡”耽误的大陆同龄人相比,林毅夫显得非常出众,军校毕业的他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读过企业管理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
聊完之后,董文俊认为林毅夫“有理想、有上进心”,而且“讲话很有分寸、认真严谨,是个想搞事业的人,不像有什么特殊目的”.
那次长谈后,林毅夫在1980年顺利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他对外宣称自己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侨.
1982年,林毅夫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
与他同时期在美国留学的还有如今已经成为知名经济学家的海闻和易纲.1985年,海闻与其他5位中国留学生在纽约创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聚集起了一大批中国留美的经济学者.
这些留美经济学者回国时,有几个不错的就业选择,除了北京大学等高校,还包括两个重要的智囊研究机构—“体改所”和“发展所”.
在林毅夫赴美前一年,“**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它的另一块牌子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这个单位被安排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被人称之为“九号院”,杜润生任主任,而今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被借调到研究室工作.
聚集在那里的是一批上山下乡的回城青年,他们热衷讨论经济、政治、农村和改革,也确实热火朝天而大胆地参与了当时中国农村的改革进程.
1984年,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被反复提及的莫干山会议召开,被称为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这个舞台令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为80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也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重视.
当时,周其仁任莫干山会议论文组副组长；来自西北大学的青年张维迎崭露头角,只有24岁,是年纪最小的参会者.
然而,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农村改革开始变得复杂,处处与城市利益发生纠葛.
莫干山会议上,王岐山表示,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很重要,“怀才不遇可怕,身不由己更可怕”.
会议后,农研室的人“分道扬镳”,一拨去了隶属于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另一拨则去了隶属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
1987年,林毅夫回国,希望能够回北大任教,但北大却无法给林毅夫一家提供一套住房,这对当时的林毅夫而言十分重要.他因一套房子与北大擦肩而过.当时,发展所向林毅夫递出橄榄枝,他选择了前往担任副所长.
周其仁是发展所的“领军成员之一”.周其仁、林毅夫、王岐山、陈锡文、杜鹰这些人再次聚集到一起.这批年轻人对学术和改革的热情给整个80年代罩上了一层理想主义的色彩.尽管后来在1990年,“九号院”的年轻人大多出走国外,但几乎没有人会否认那段经历对他们的影响,而且是持续的影响.
“见证鸡蛋孵出小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把一群西方经济学年轻人组织在了一起,就有了国发院这个研究机构.
1990年代初,林毅夫在《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的两篇论文《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中国的农业改革及农业增长》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强烈反响,也奠定了他在国际发展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界的地位.
那并不是适合谈论改革的两年,中国国内面临着关于姓资姓社的讨论.
在*发表南巡讲话的1992年,那些曾经聚集一堂又“流落”海外的年轻人发觉风头变了.同年,年近不惑的林毅夫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1993年,林毅夫、易纲和张维迎分别从北京、美国和英国来到海南,参加一个经济学研讨会.当时有10万人涌入海南,开始自己的淘金梦和创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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