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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土气兰州大学论文写作 时间:2023-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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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们儿,是‘欢快’不是‘方块’,我来教你,h-u-an欢.”

“好的,h-u-an方.”

“唉,是欢、欢、欢,不是方!”

这是我刚上大学后印象最深的一件糗事.上铺的一位甘肃籍同学强化我分清“h”“f”,折腾了一个晚上.而今回忆起来,满是温馨的感觉.即便当时,我也只觉得有趣,无丝毫的自卑感.

近些年来,名牌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越来越小,已然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这两年来,教育部门和各高校出台一些招生政策,向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学生倾斜.一些幸运的农村学生,进入到他们心仪已久的名校,往往一段时间有着巨大的挫折感,难以适应大学生活,和家庭优渥的同学难以交流,从而伴随着自卑、焦虑等

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我总庆幸自己是在土气的90年代初读完大学,而且在一所颇为土气的名校度过四年时光.——我的母校兰州大学,至今仍然是985高校中贫困生比例最高的一所.

我是上世纪80年代最后一年迈入大学校园的.大学生涯中,我似乎没遇到什么很伤自尊的事情,从进校第一天,就信心满满.

由于历史原因,那年秋季开学很晚,我几经转车,坐了50多个小时的火车,在9月中旬才到了兰州火车站.因为刚经过农事第一苦“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再加上一路的风餐露宿,已是体瘦如猴,满面尘灰,身上的廉价T恤已脏得看不清纹路.火车站的“迎新点”已经撤离,我问了一路步行进校后,找到我的宿舍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后开始和同宿舍的室友交谈,接下来逐渐地和全班同学熟悉.

我发现原来同学和我一样土,有些甚至过于我,此前的种种担心立马烟消云散了.

我住在一个中文系法律系混合宿舍里,中文四人法律三人.我所在的中文系四人全是从农村考入大学的,对面下铺的兄弟是湖北武穴长江边一个村庄长大,其上铺的兄弟是江苏南通海边渔村的;我的上铺老兄是在甘肃东部黄土高原窑洞里长大的,而我来自湘中农村.他们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我家好歹是“半边户”,即父亲在外面工作,吃居民粮,母亲带着儿女在农村.比较起来我还有點优势.法律系的室友条件好一点,一位江苏淮阴的老兄农村长大,另外两人一位是甘肃天水市区的,家境最好,另一位是陕西宝鸡铁路子弟.这两人无论从生活还是学习都没有显示出什么优越感.

那一年招生锐减,整个兰大中文系本科就招了一个班32人,其中男生19人,女生13人.农村生源差不多20人,其他十来个城镇生源的多数来自小镇、县城,地级市的不多,副省级城市和省城只有重庆(当时没有直辖)一人、贵阳一人、兰州两人,来自天津的两位女生都是郊县的.

当然,同学之间还是有家境和知识结构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很小.比如,唯一在大城市长大的是来自重庆的“夫子”——他面容白皙、身材瘦高,举手投足有一种文人的优雅,喜欢引经据典,故荣膺此绰号.他算是见多识广了,也只是一些城市生活的常识——如坐公共汽车、看足球赛.大学第一个学期,略伤我自尊的事是普通话讲得太差,这倒不是城乡差别决定,主要是地域使然.我们班北方的学生占了三分之二,即便是乡村长大的,普通话说得也比较标准.而我从小学到高中,所有的老师——包括语文老师,都是用方言授课,而且不止一种方言.湖南邵阳、娄底一带十里不同音,我的高中老师有讲邵阳话的,有讲新化话的,有讲湘乡话的,就是没人说普通话.临近毕业时,才有女生告诉我,第一个学期听我说话,意思要靠猜.善良的女同学为了不伤我的面子,不管听懂没听懂,一律点头.

有一个晚上,我在宿舍里朗诵英国大诗人雪莱的《云雀颂》(查良铮译),头一句便是:祝你长生,欢快的精灵!

上铺的老武正躺在床上看书,一听不对呀,怎么读成“方乐的精灵”?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那个晚上,老武硬是让我对着镜子发“h”的音,从那以后,我算是能把“弗兰”念成“湖南”了.

还有一件很的事是一次上英语泛读课,我很不幸被老师点名来读课文.要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农村中学学生念的都是哑巴英语,完全靠死记硬背来应付考试.我压力山大地站起来,结结巴巴把课文读完,漂亮的女老师说了一句:“好重的方言味,哪个地方的英语?”教师起了一阵哄笑,但我也不是很在意,因为全班读哑巴英语多年考上大学的远不止我一个.

可以说,我的大学生活从一开始,就不压抑,而且湘人的争强好胜性格决定我在校期间还颇为骄傲.现在想想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

一是90年代初大学校园风气纯朴,或者说“土气”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改革开放没多久,社会贫富悬殊不大,城市和农村家庭出身的学生,家境有差别,但也没有现在这种天壤之别,无非有些人过得殷实一点,有些人日子清苦一些.学生的贫富差别,也就是体现在中午打五毛钱的红烧肉还是一毛钱的青菜.

二是我所就读的兰州大学农村学生占大多数,中文、历史、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尤其如此.即便是比较时髦的新闻、经贸、外语等专业,城市学生较多,但仍然没有超过农村学生.整个大学有一股浓浓的“乡村风”,生活在其间觉得轻松、自在.或许孤悬西部的兰大有些特殊,京、沪、杭、穗、宁等发达城市的名校,农村学生比例与兰大相比较小一些,但也没有现在这般悬殊,农村学生生活其间压力肯定比现在小得多.著名作家刘震云有一次回母校北京大学做讲演,说他1978年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有一次问同宿舍北京长大的兄弟:“课间女同学的嘴里还得咀嚼着什么呀?按照我在村里的经验,这是在我们村牛棚里才能出现的情况(即牛在反刍).”同学告诉他,那是在嚼口香糖!那时候,一个从河南来北京的乡下人,真没见过这洋玩意儿,好学的刘震云只能“每事问”.但总体说来,这类尴尬都是无关紧要的事.

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但没有抹平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之间的信息鸿沟,反而加大了.我记得第一次知道有因特网这个玩意是大二时一位数学系的老乡,告诉我兰州有两个地方可以上因特网,查询国外的科研资料,一个是兰州大学,一个是中科院兰州分院.在前互联网时代,中学生、大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是阅读——包括是教科书还是课外书,没有那么多的音乐、美术考级加分项目,不就是比拼谁读书多吗?

现在一些城市家境好的中学生甚至小学生已经游遍美日欧,农村学生除了待在故乡拼命做题哪有机会远足?青少年开阔眼界、获取知识的渠道越来越丰富,如此农村学生的劣势就很明显了.而且,要弥补这类差距,远比以前图书为王的时代艰难.以科举时代为例,曾国藩在28岁中进士以前,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偏僻的湘乡农村,直到他第二次会试落第,回家绕道金陵时,才买了一套《二十三史》.参加会试时的曾国藩除了八股文、试帖诗和策论应付“高考”的知识与江南那些诗文化世家的子弟差别不大外,其他见识恐怕要浅陋得多.但在可以通过阅读弥补差距的时代,只要有一个图书馆,而且爱读书,乡下孩子很快就会赶超城里的孩子.

从我读大学的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从学前教育就开始了,到了高中阶段更加明显,大学名校的农村学生比例也随之逐年减少.有幸考上名校的农村学生从以前的多数派变成少数派,再加上高等教育家庭负担的成本剧增,以及社会贫富悬殊的扩大,社会包括高等学校攀比、炫富之风流行等原因,那些从农村家庭走进名校的幸运儿,所受到的压力当然会远远大于我读大学时.

假如我晚10年或20年从农村去读大学,还有我当年走进兰大后的自信满满和大学期间的从容么?真得感谢土气的90年代初,感谢土气的兰州大学.

(绿叔荐自《视野》)

责编: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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