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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
一次未完成的对话,或者《云下吴镇》的写作前史
在一篇谈论《云下吴镇》的文字中嵌入一段貌似毫不相关的对谈.是的,我要谈论的是《云下吴镇》,但我却想从一次未完成的对谈说起.2014年8月,我和梁鸿曾经有过一个关于她两部“梁庄”的对谈计划.那时候梁鸿应该已经开始了《云下吴镇》的写作.2014年10月,《云下吴镇》第一篇《漂流》在《上海文学》发表.奇怪的是,这是我们开始对谈的时刻,却都没有涉及这部新作,而且这篇对谈也成了半途而废的“残篇”.但即便如此,由于这一次未完成的对话正好连接着《云下吴镇》的写作,也许恰恰可以成为我们观察梁鸿《云下吴镇》的前史.
有意思的是,我们的对谈,至少我,是想在更辽阔的、不拘泥于“文学”的疆域,讨论梁鸿写作的意义,而与此同时,梁鸿的《云下吴镇》却有意在开拓着她自己的文学疆域.《云下吴镇》每一篇发表的时候都会从全篇中挖掘出关键段落醒目地放置在篇前.等读完全部的十二篇,忽然发现第一篇《漂流》的关键段落的第一句话“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奠定了梁鸿“吴镇书写”的腔调——云朵的绚烂和稍纵即逝,以及云朵之下“吴镇”凝滞的荒凉和荒芜.
读完《云下吴镇》,我用补记的方式对话这个“未完成的对话”,希望以此思考梁鸿迄今为止所有写作实践的互文性和“未完成性”.
何平：想来时间过得真快,记得是8月应下做这个对话,转眼已经是10月了.这中间我也一次次想把这个对话拾起来做,可是总感到没有到有“话”可“对”的时刻.这和8月那个北京的午后我们见面的滔滔不绝完全不同.我想如果是当时就做这个对话,我可能更多是谈你的两本书《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人民文学》发表时,文题是《梁庄在中国》）,而现在我的想法好像有了一些变化,我希望我的对谈不拘泥于你个人的写作,而可以拓展到现实的乡村“中国问题”.当然,不是说你的这两本书不值得去谈了,而是作为一个起点.我以为这一两年谈论你的这两本书,很热闹,也并没有锁定在“文学”中,而是播撒到更广泛的公共空间,成为一个“非文学”的文本.
梁鸿：就我自己而言,其实我还是希望大家注意到我在文学层面的努力,我在语言、文体和结构上都下了很大功夫,尤其是《出梁庄记》,包括在如何把握“我”在文本中的叙事距离、叙事角度方面都琢磨很久.但是,如果文学能够超出自身而在整个社会、文化和时代政治引起思考,或是争论、讨论等等,那应该是文学的荣幸,而不是缺陷.所以,关于《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我并不介意从哪个层面来谈,也不介意从哪个层面来谈论它的价值.能被反复谈起,本身就是很好的事情.这两本书出版之后,有许多普通人、打工者、退休干部,或单位职员,给我写信打电话,谈自己的感受,一些社会学者、经济学者,甚至还有法律学者都从自己的角度谈书中故事所带来的启发并进行分析,我觉得非常荣幸.
补记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回到文学”的审美矫正.写作者正在逐渐失去文学把握行进中的中国的能力,研究者和批评者也不能在变动不居中解释中国,“文学”在获得审美自足性的同时,越来越“宅”.而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以及发表它们的《人民文学》“非虚构写作”栏目所倡导的“行动在大地”一定意义上是在努力重建文学和中国的现场的、可靠的关联性.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从一开始就有着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如其所言：“2008年的夏天和冬天,我回到我的故乡穰县梁庄,前后住约有五个月的时间.在这五个月里,我对故乡的亲人们——梁庄的老人、妇女、儿童,对梁庄的自然环境,对梁庄的文化结构、*结构和道德结构进行了考察,试图写出梁庄人的故事,并勾勒、描述出梁庄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命运、生存图景.最终,以《中国在梁庄》为名出版.”“但是,这并不是完整的梁庄,‘梁庄’生命群体的另外重要一部分——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进城农民’——还没有被书写.他们是梁庄隐形的‘在场者’,梁庄的生存,梁庄的喜怒哀乐都因他们而起.等只有把这群出门在外的‘梁庄人’的生活状态书写出来,‘梁庄’才是完整的‘梁庄’.”为梁庄作传,为庶民写史,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也当然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中国村庄记忆.如果从文类上考量,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类似于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札记,只是和客观的学术研究者不同,梁鸿明确地标识出自己的身份：“我的故乡是梁庄”.现在的问题是,梁鸿的《云下吴镇》为什么要放弃已经被公众广泛认知的乡村调查者的身份?同时放弃的还有她已经很娴熟的田野调查札记.必须意识到,《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的文体感,既来自梁鸿的自我体认,同时也是刊物运作和媒体制造.《云下吴镇》从文体风貌上完全不像《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梁鸿的这次写作实践理解为“反对被制造”?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梁鸿在偏离自己熟悉的田野调查札记之后,选择的这种成系列的、连载的“短篇”该怎么去命名?“系列短篇”可拆开单独成篇,放在一起又是一个有着内在结构性的整体,它和一般的短篇小说集不同的恰恰就是其内在结构性的整体感.中国现代文学的“系列短篇”很多,比如鲁迅的《故事新编》、沙汀的《南行记》、师陀的《果园城记》、阿城的《遍地风流》等等,《上海文学》的“编者按”找到的参照系是杨显惠,但杨显惠的系列短篇是“纪事”或者“记事”,《云下吴镇》是“纪人”或者“记人”.
何平：“五四”以来写乡村写乡土写农民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长项,为什么你这两本书有这么大的动静,我感到这里面是不是传达出当今“知识人”的什么情绪?
梁鸿：可能主要是叙述形式发生了变化吧.乡土文学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我说”的状态,是作者在讲述.并且,自1990年代以来,对现实层面的乡村关注较少,尤其是近些年乡村在急剧变化中的命运状态,作家没有充分给予重视.另一层面,中国生活的裂缝越来越大,不同生活、不同阶层之间几乎完全不了解,所以,当《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用“他说”和“在场”的方式写的时候,这种“敞开”感和读者的情绪产生了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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