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教育家和一个时代,本文关于教育家和一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教育家和一论文参考文献：
我约略记得,大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对电影《武训传》进行声势浩大的批判以后,在我国舆论界关于教育家、教育救国、教育立国等等话题,似乎不知不觉地在人们的视野中淡出,特别是“教育家”的称谓,似乎更不被人们所提起.当然,在这几十年间,也并非没有有志于振兴我国教育事业的耕耘者,像当年声言要把清华大学办成“工程师的摇篮”的校长蒋南翔,像极具胆略、敢于进取的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等等,都可以说是我们心目中所敬重的教育家.但是,这些在教育领域令人瞩目的人物,有些不是因教育思想所谓“不合时宜”而受到批判,就是被按照行政官员的处置方式,不管“百年树人”的特殊规律,尚未将一套富有创新性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育人标准等完全付诸实践,一到年龄就得下位,令你虽有雄心却壮志难酬.
刘道玉,这位锋芒凌厉、敢作敢为、心高志远的武汉大学原校长,在这个教育园地耕耘者的群体中之所以更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议论,正是因为他的经历和遭遇,更深地打上我们这个时代的烙印,更强烈地汇聚了这个时代人们对教育的期望和叹惜.
据说这部《刘道玉传》的策划者,是一群当年曾受惠于武汉大学教育改革成果的莘莘学子,他们从自己在学期间的收获成长和进入社会后事业发展、奋斗成功的经历中,深深感念于老校长刘道玉所领导的教育改革对自己人生定向、受育成才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他们热切希望将这位在新中国培养下、历尽艰辛、不管当年在位和今天的不在位,始终执着于、痴心于教育创新事业的教育家的人生“传奇”告知世人.我想,这不仅是为了感恩,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责任,一种寄望于后人从前人的足迹中醒悟到我国教育事业的未来走向.当曾受业于武汉大学的作家彭兴国毅然接受众议进行这部传记的创作时,无疑也会想到这样的一种使命,所以他才会搁下自己原有的写作计划,花去两年多时间完成这部七十余万字的著作.
这部传记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作者不是孤立地去写一个人物的成长、奋斗、挫折和成功,而是以开阔的视野将传主刘道玉的人生经历、命运跌宕和时代紧紧相连,从而使我们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及作为获得深深的理解.是新中国的阳光照亮了刘道玉这个出生在穷乡僻壤的放牛娃渴望当一名化学家的朦胧理想,并且为他铺就了进入高等学府的平坦大道.知恩图报的质朴感情,锻铸了这个年轻人对社会主义祖国、对党的事业的绝对忠诚,自然也使他在五六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中驯服地“听将令”,尽管内心略有犹豫仍处处冲锋在前,成为各级组织重用的“天之骄子”,尽管他极想专心于在化学专业的王国里漫游,但也不可抗拒地卷入到一些历史错误中.也许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才使他自幼养成的“逆向思维”上升为一种理性的质疑精神.当十年浩劫过去,新的时*启,拨乱反正、改革创新,这汹涌澎湃的时代新潮流,终于使刘道玉那种“逆向思维”、质疑精神、开拓意识获得了尽情发挥的天地.在传记作者对刘道玉漫长曲折的人生经历书写中,使我们领悟到,正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才使这位当代教育界的传奇人物得以创造人生的传奇.作者对人物和时代关系的处理,不仅为人物的人生起伏、命运跌宕提供了真实的根据,也大大增强了这部人物传记所具有的广泛的、富有启悟性的社会意义.
传记作者自然理解他所记叙的人物作为教育改革的探索者在教育工作岗位的经历和实践是其一生生活的重心,所以他以两卷四十章的篇幅,尽情地记叙了这位顺应时代召唤、暂且搁置“获诺贝尔化学奖”梦、全身心地投入教育改革的年轻校长,在人生新的舞台上如何大展身手、大显智慧.从促进恢复高考重大决策的实现,到在教育体制中进行学分制、双学位制、导师制、插班生制、奖学金和贷学金制等等新措施的试验；从适应社会需求进行学科调整到大胆开设第二课堂,为学生营造生动活泼的广纳知识、培养创造性能力的途径等这一切,给他所领导的高等学府带来一片勃勃生机.当然,作者写得最令人感动的还是这位年轻校长对人才的珍惜、爱护.他发现人才、敢于擢用年轻才俊,竭尽全力为各种渴望成才的学子铺设成才之路.当我读着传记中那一个又一个生动、真实的故事,不能不真切地感悟到一个真正教育家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资质,就是把“人”放在心上,把学生的成长、成才放在自己工作的首要的位置,让自己成为一块“铺路的石子”,让一个个年轻人走上他们人生的康庄大道.我想,这也正是为什么多少年后直至今天,无数曾受业于武汉大学的学子仍如此怀念、如此敬重当年的老校长的原因.
阅读中我注意到,传记的作者在记叙传主的过程中是尽力保持作为人物传记应持的一种客观性、真实性,他用的是一种“平视”的眼光来*他笔下人物、当年的老校长的多面性格,既不作空洞盲目的颂扬和溢美,也不完全回避人物有过的挫折和失误.把握这点,对一个曾作为“学生辈分”的作家来说是很不容易的,而彭兴国正是努力地这样去做.从叙述文字中,我们常常看到作者揭示人物内心的自省和自惭,特别是对于当年在“阶级斗争”中自己曾伤害过的同事、朋友的追悔,这些揭示无疑更有助于体现一个知识分子良知的觉醒,更增添了人物形象的生命色泽.而有些地方则是我们在作者的客观呈现中,直接去发现人物的某些局限.比如在第二卷第三章“新官上任三瓢水”中,写到记者采访刘道玉,大胆地询问他对“理想的大学”的理解时,传记作者则十分详细地记叙了刘的回答,他谈到对陶行知、蔡元培的敬佩,谈到了哈佛大学、柏林大学等等西方许多世界一流大学办学的教育理念、办学措施和业绩的辉煌.但从作者所描述的整个回答中,我们虽然听到了他个人向往“创建世界最伟大的大学”的雄心,却未见到对于如何结合我国历史和当今特殊国情所表述的属于自己的办学方略.无怪乎采访的记者“鼓起勇气”问：“会不会有人会说,校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呢?”确实,充满理想主义 的刘道玉,在办学工作中也许有时正是忽略了历史所形成的某些“国情”、“校情”,而往往会使他常在某些人士中引发争议.这恐怕也是我们许多急于改变现状的理想主义者难以避免的局限.我在阅读中产生这种感觉,也许不一定符合作者写作的初衷,但由于他忠实于客观书写而使我们从中获得这样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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