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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刑罰现代化是刑法现代化的核心.自近代以来,我国刑罚现代化在刑罚思想和刑罚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然而,对“刑罚现代化是什么”的本体构建研究却历来缺少,刑罚现代化理论在快速发展与本体认知之间明显脱节,并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而走入困境.此时,应客观看待刑罚现代化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二重属性,一方面明确现代化和现代性确立的意义,另一方面认清其持续性与时代性的特性,从而构建刑罚现代化的本体认知.具体来说,要明确刑罚现代化的动态本质,将其视为刑罚基本属性、制度设计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基本方法和必经阶段,从而构建均衡化的刑罚体系.
关 键 词：刑罚现代化；本体论；均衡刑罚体系
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8）06-0117-08
收稿日期：2018-01-16
作者简介：杨军（1992—）,男,四川绵阳人,复旦大学法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基于现代社会及现代性对人权和自由等基本价值的尊崇,刑法现代化始终占据重要的地位.刑法现代化的核心是刑罚现代化.[1]自17世纪由政治刑法转变到市民刑法的第一次现代化革命开始,刑罚现代化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彰显着刑法现代化的目的与价值取向.[2]强调责任主义、罪刑均衡,反思刑罚权正当化依据和刑罚目的,开展行刑人道化改造,刑罚现代化为刑法现代化提供了实施路径,使其在实践中具体展开.同时,刑罚现代化与刑法教义学、刑法社会学和刑法执行学的研究密切相关,关联了刑法内容的方方面面.因此,对刑罚现代化进行本体论层面的研析,回答“什么是刑罚现代化”在当下颇有必要.
一、刑罚现代化的进程
我国刑罚现代化的起点可以追溯到清末以来的刑罚改良.从借鉴国外模式逐步确立刑在刑罚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刑罚现代化历经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重大历史时期.特别是1979年至今,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之下,刑罚现代化在刑罚思想和刑罚实践两方面都得以快速推进.
在刑罚思想方面,我国的刑罚理论蓬勃发展,进入“深耕细作”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学界一直将刑罚问题作为讨论的热点之一,有关刑罚权、刑罚功能、刑罚目的的讨论此起彼伏,以邱兴隆、田文昌等学者为代表,发表出版的论文、专著众多.对刑罚的正当化依据、刑罚本质、刑罚功能、刑罚目的、刑罚价值的理论探究随之不断深入.从现象上看,我国刑罚理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趋势,有关学说众所纷纭.以刑罚功能研究为例：关于其概念便有社会影响说、直接社会效应说、可能的积极作用说三种,关于其功能则有两分法（个别预防和一般预防）、三分法（对犯罪人、对被害人和对社会）、八分法等.从总体趋势看,刑罚思想更加偏重于理性,注重刑罚合法性,对报应刑和目的刑思想研究深入,在刑罚论中始终坚持责任主义原则,强调罪刑均衡.尤其是在我国传统久远的报应刑思想之外发展、成熟了的目的刑思想,开始重视刑罚的预防功能和教育目的,正视刑罚的功能局限和价值限制,使我国对刑罚的基本看法从固有单一的报应刑转向为责任刑和预防刑并举.此外,刑罚福利主义近年来广泛传播,因其强调服刑人员的矫正和复归、刑罚对社会秩序的修复功能,主张刑罚的人道性,突出犯罪的社会原因,故在刑罚论乃至整个刑法的发展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总体来说,刑罚思想逐步从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对刑罚的认识也逐渐客观化、理性化.[3]
在刑罚制度方面,我国刑罚结构的调整和刑罚执行方式的转变同样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在刑罚结构上,从整个刑罚体系看,自清末废除“笞杖徒流”以来,我国刑罚体系中的肉刑便彻底废除.目前,我国刑罚体系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五种主刑和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三种附加刑.在保留生命刑之外,增加了自由刑、资格刑和财产刑.此外,还列有针对外国人的驱逐出境以及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和禁业规定.尽管死刑依旧存在,但我国《刑法》历经十次修订形成的刑罚体系更加接近现代化的人道主义.从具体罪名的刑罚使用看,存在“先增重、后减轻”的趋势.以死刑为例,我国《刑法》从1979年到1997年将死刑罪名从28个增加到68个,呈现加重趋势,与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的潮流明显相悖.直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颁布,我国首次删减13个死刑罪名,并于《刑法修正案（九）》再度删减9个.有研究指出,从1979 年《刑法》和《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颁布到1997 年《刑法》颁布,再到《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九）》,我国的死刑配置比例明显下降.[4]刑罚实施上,在量刑层面,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等刑的比例逐渐减少,管制拘役等非刑逐渐增多,重刑率逐步降低.[5]在执行层面,取消死刑当众行刑,决比例减少,注射死刑于1996年正式确立并逐步增多.监狱条件大幅改善,软硬件设施更加齐备.社区矫正等非刑逐步引入,对刑罚的执行更加注重服刑人员的社会复归效果.此外,缓刑、假释制度的确立和实施也在事实上增加了刑罚的轻缓化程度.有研究表明,我国人民法院*减刑、假释案件自2009年—2013年间一直呈增加趋势.[6]
二、刑罚现代化本体构建的缺失
无论是在1979年制定刑法时,还是在1997年刑法重大修订前后,亦或是在刑罚现代化被不断提及并探讨了百余年的当下,都始终未对其本体论层面予以足够的重视.目前,学界将刑罚现代化作为专门对象来研究的很少,其研究态势呈现三个特征：
一是将刑罚现代化作为一种现象和问题的专门研究较少.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个：一是1997年刑法修订之际储槐植教授提出“刑罚现代化的基本点是刑罚结构朝着文明方向发展”“刑罚趋轻与合理化是刑罚变化的必然趋势”,应当从控制死刑、刑种多样性、刑度适中三个角度着手,拉近与刑罚现代化的距离；[7]二是10余年后郝方昉博士对刑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梳理,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分析了刑罚现代化的逻辑和动力,提出其未来走向为恢复性刑罚.[8]
结论：适合刑罚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刑罚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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