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关于免费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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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践论》作为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之一,深刻阐发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概括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境界,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运用《实践论》和党的思想路线,应当是当代中国人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
【关键词】实践论；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41/D26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0351（2011）04—0090—05
《实践论》诞生已70多年,至今仍因其高超的实践智慧、缜密的思维逻辑、独创的理论观点、鲜明的民族特色,为人们所反刍回味、学习运用.重温《实践论》,回顾其写作历史背景,理解其深刻理论内涵,认识其重要地位作用,对于增强坚持和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自觉性与坚定性,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践论》的历史背景
哲学不是现实世界之外的遐想,而是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联；不是脱离时代和人民的纯粹思想体系,而是自己时代、自己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等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P120,121）《实践论》是在战争与革命时代与中国新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写的.它反映了自己时代的精神,凝聚了中国革命的经验,适应了中国革命的需要,是时代精神与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与总结,是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哲学阐释与论证.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这种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极端复杂性、艰巨性和独特性.要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只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而要探索一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是相当艰难的.它不仅需要经验的积累,而且需要正确的哲学理论指导.从1921年中国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的十几年间,在党内相继发生了右倾错误、盲动错误、冒险错误和教条主义错误,中国革命也经历了两起两落,即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们党之所以屡犯错误,中国革命之所以屡遭挫折,其根本原因,是没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思想路线错了,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乃至组织路线就一定会出问题.说：“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2］(P311-312）对于大的政治错误,必须把它提到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来分析和解决.不然的话,就会纠正了一种错误倾向,还会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因此,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必须反对主观主义,解决好哲学路线、思想路线问题.
1929年12月,在给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写的决议中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对于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为此,他主张要使党员的思想科学化,“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3］(P92）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批判唯书唯上的本本主义、照搬照转的形式主义以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保守思想,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大力倡导“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3］(P116）《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作为最早的专门讲思想方法的著作,标志着党的思想路线的初步形成.
由于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使我们党和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并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遵义会议结束了“左”的教条主义的统治,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解决了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领导机构问题,但教条主义并未得到清算,就全党来说,思想路线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1935年12月和1936年12月,先后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总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经验,批判关门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在批判“左”的错误的同时,还深刻揭露了其脱离实际、死板僵化的教条主义这一思想方法论根源.
为了从哲学高度总结历史经验,批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使广大党员、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从思想路线上解决如何正确对待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同时也为了提高自己的哲学素养,担当起中国革命主要领导者的历史责任,发愤读书,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哲学.《哲学批注集》收入了读10部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其中读西洛可夫与爱森堡等著、李达与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以及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的批注,写于1937年7月以前.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研究哲学,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他指出,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的总根源,从哲学路线、思想路线上说,就是“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不注意具体特点,妄把主观构成的东西当作特点”.［2］(P9,432) “左”的和右的错误是相通的,因为二者都是脱离客观实际,不具体分析事物发展的过程、阶段、条件、可能,用抽象、空洞的理论去指导实践.为了防止“左”的和右的错误,必须从根本上即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解决问题.
从1937年4月至8月,在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并为此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提纲共三章：唯心论与唯物论；辩证法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实践论》和《矛盾论》,分别是其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和第三章的第一节.“两论”深刻阐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以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进行系统的哲学论证,对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哲学批判.1937年底或1938年初,组织了一个哲学学习小组,每周召开一次哲学座谈会.1938年9月,倡导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1941年8月和9月,在党内高级干部中组织研究组,结合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学哲学,重点“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
为了彻底清算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的错误,使全党同志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明辨是非,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个报告和演说,在全党发起和开展了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绝对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思想,教育和训练了干部,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发挥了重大而深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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