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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杜文秀大理政权和英国的关系,也就是所谓杜文秀派遣使臣刘道衡赴英国乞援的问题,历来是评价杜文秀大理政权争论的焦点.文章依据历史事实,从刘道衡《上杜公书》考、刘道衡赴英“使者”身份考、刘道衡《上其皇表》考三部分对这一史事进行了历史的全面的考辨.
关键词：刘道衡；赴英乞援；《上杜公书》；“使者”身份；《上英皇表》
中图分类号：K254.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586(02009)03-0040-13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以杜文秀为首的云南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是云南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不可抹杀的地位.但是对这一历史事件,长期以来,在许多近代史论著中,一直受到贬斥以至否定,对这次大起义的领袖杜文秀,更以种种“罪名”受到否定评价,争论的焦点是杜文秀大理政权和英国的关系,也就是所谓杜文秀派使臣刘道衡赴英国乞援的问题.在高鸿志先生著《英国和中国边疆危机》一书中,以13页的篇幅论述了“杜文秀派使赴英乞援”.书中论述说：“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等,捻军也被消灭,大理政权愈益孤立,军事上屡遭失败,形势危急,促使大理统治者把避免覆亡的命运,寄托于外国的援救.”“1871年等清军逐渐向大理逼近,情况十分危急,杜文秀决定实施刘道衡方案,他派刘道衡等人携带向英皇称臣的文表、象征大理政权臣服于英国的四大箱大理石以及一张大理及其周围地区的水彩图赴英乞援.”“杜文秀受了刘道衡的愚弄,派其出使英国,从而在对外关系中铸成大错.”杜文秀果真派遣刘道衡作为大理政权的使臣赴英国乞援了吗?回答是否定的.在这里我们依据确实的历史事实,对所谓杜文秀派遣使臣刘道衡赴英乞援的史事,作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考辨.
一、刘道衡《上杜公书》考
杜文秀大理政权和英国的关系问题,历来是评价杜文秀大理政权争论的焦点,刘道衡《上杜公书》是涉及杜文秀大理政权和英国关系的重要文书之一,也是许多学者关注的问题之一.高鸿志先生在《英国和中国边疆危机》一书中说：“1870年,杜文秀的亲信刘道衡上书杜文秀,公开主张投靠英、法两国.”“杜文秀是否同意刘道衡的建议?”“杜文秀在刘道衡的建议书上作了如下批语：‘宏阔横肆,雄快精确等’读之令人色动神扬,有吞吐乾坤之想”,并称刘道理衡为‘乱世奇才’.”“可见,杜文秀赞同刘道衡的主张的.”“杜文秀不仅赞赏刘道衡的建议,而且的确曾将这一建议付诸实行.”从上述可见,《上杜公书》是遣使问题的起源,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探求其真象.
据《回民起义》第2册所载《上杜公书》,“大元帅批”,不是刘道衡呈文的原件,也不是大元帅杜文秀手批的原迹.白寿彝先生在按语中说：“《上杜公书》是刘道衡在同治九年上杜文秀的书,建议派使结好英法,求其援助,因此推翻清朝统治.”“道衡,字济卿,文山人,著有诗文集,保山沙元从一个旅缅侨胞处,得到他的稿本.民国三十一年夏,他带着所录副本若干页,从保山到昆明等我只得到这个抄本一篇.此后沙元音讯隔绝,就不知道衡诗文集的下落了.”此外,在《上杜公书》标题下有上书的日子,即“庚午年八月下旬作九月初八日”.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白寿彝先生所得到的《上杜公书》是沙元从“旅缅侨胞”处得到的稿本的抄本中的一篇,标题下所注上书的日期“庚午年八月下旬作”,显然是刘道衡后来加注的日子,不是作《上杜公书》时的具体日子,而是后来追记的笼统的日期“下旬”,接着还写了“九月初八日”,这是追记时的日子,是具体确切的日子.这两个日期都不是刘道衡向总统兵马大元帅杜文秀上书的日期,也不是撰写《上杜公书》的日期,可能是刘道衡整理文稿时追记的日期.此外,该文稿的标题《上杜公书》显然不是当时身为大理政权一般属官参军的刘道衡向总统兵马大元帅杜文秀呈送的呈文标题,而是后来编辑他的文集时对呈文的留稿加上的标题,这文稿也不是呈交杜帅的原件,原呈文按帅府议事程序应存留帅府,而不可能批复给刘道衡本人.所以现在见到的刘道衡文集中的抄件,不称杜文秀为大元帅,而称之为“杜公”.文稿最后抄录附加的杜文秀批语,加注“大元帅批”,也是刘道衡后来抄录批语时加注的说明文字.如果是杜文秀批语的原件,杜文秀自己不会加上“大元帅批”这样的说明文字,批示后只应签署杜文秀本人的名字.由此可见,现在留存在《回民起义》史料中的《上杜公书》,是刘道衡后来编辑的文集中留存的文稿的抄件,是经刘道衡加注说明的文稿抄件,不是杜文秀帅府文稿的原始文件,不具有大理政权原始文件档案的价值,只具有一般史料价值,可供研究参考.
我们知道刘道衡于1871年9月,受大理政权镇守腾越乌索的“大太空”柳映苍的委派,作为以马似龙为正使的赴缅甸通商使团的成员,自腾越乌索抵缅甸八莫.马似龙通商使团未能完成开通腾越北道的使命,于1872年1月26日离开缅甸曼德勒返回腾越.刘道衡脱离马似龙使团滞留缅甸,并且在20多天后,即2月24日出现在曼德勒,摇身一变,自称“哈桑亲王”,率领一个他自己组成的“使团”赴英国.这个“使团”的刘道理衡于12月7日返回到印度加尔各答.随后刘道理衡自加尔各答前往缅甸仰光.刘道衡滞留在仰光时,大理政权已在清军的进攻下失败,但是大理陷落的消息,直到1873年2月才传到刘道衡耳里.刘道衡失去归路,流落缅甸,1878年以后,靠英印政府发给的赡养费以终其年.刘道衡“著有诗文集”,文集看来因靠有限的一点“赡养费”维持生计,而无力将稿本付印成书,这稿本不知道什么原因落入云南“旅缅侨胞处”,因此,保山沙元从一个旅缅侨胞处,得到他的稿本.1942年沙元“带着他所录副本若干页,从保山到昆明”,白寿彝先生得到这个抄本一篇,即标题为《上杜公书》的文稿的抄件.
由上述可见,《上杜公书》不是刘道衡呈文的原件,而是刘道衡已经流落缅甸时期编辑诗文集时的文稿副本的传抄本,到沙元的文稿抄件起码已经是第四次抄本,早已不具有杜文秀大理政权帅府存档呈文原件的文献价值,不具有历史文物的实证价值,只具有历史资料的参考价值.用现代语言说,就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资料,不能作为评价杜文秀大理政权对外政策的有效证据或确凿的史实依据.在刘道衡诗文集《上杜公书》文稿末所抄录的“大元帅批”文,也看不出是否是“大元帅批”文的原貌.按照大理政权帅府的制度,刘道衡向帅府呈送上《上杜公书》(这是后来编集诗文稿时所加上的标题,当时的呈文应是无文章标题的)后,这呈文应交到帅府,而不可能由刘道衡直接面交杜文秀,杜文秀大元帅也不可能当场批复交回给刘道衡,所以,刘道衡当时不可能知晓帅府的意见,更不能直接看到大元帅的批示.按照大理政权“帅府”的严格制度,“帅府”内阁是处理军机事务的最高机构,按《管理军政条例》规定,“帅府内须设见识宏大,老练谨慎官员数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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