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参加罗案组遭批判后十年曲折,这篇批判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批判论文参考文献：
《世纪》2013年第4期刊载张英华同志写的《参加罗瑞卿专案组（以下简称“罗案组”）屡遭批判审查》一文,读后感慨极深.我和张英华同志既是戰友又是难友.我俩同是经组织委派,于1966年12月30日去三座门军委 会议室报到,参加“罗案组”工作,又同于1968年10月在“罗案组”和许心荣同志,被“捆”在一起遭“反右倾”批判了一个月.（详情见张英华文章,不再重述）我要补充的是我们三个被批判者中,我当时只是党支部的学习委员,却在批判中将我列为首位,因为我反对吴法宪要把罗瑞卿搞成特务,坚持定罗为特务毫无证据的话语说得多.再之,我1959年前曾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办公室秘书,在批判会上竟有人以此诬我在专案组内是“坐探”.而且我们三人被撵出“罗案组”时在对待上还有点不一样.我是11月23日被武装押送回原单位“继续审查”,他俩是11月27日被责令回原单位的.后来张英华调入国防大学工作,许心荣调往乌鲁木齐新疆军区工作.现就我从“罗案组”押送回原单位继续审查,以及后来经历十年曲折的情况概述如下：
押送回原单位未遭“继续审查”,是有正义之士顶住了上层的压力
1968年12月23日,我从“罗案组”被押送回总参作战部“继续审查”.那时吴法宪是副总参谋长,在总参是大权在握的上层领导.本来在我回原单位之时,我已做好进秦城监狱或在单位隔离审查的思想准备.因为自参加“罗案组”工作后,我和昼夜在一起的张英华、汪春耀等同志都有如履薄冰之感.1968年春我又得知原 专案审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部副部长严佑民被关进秦城监狱等事,世事无常,何况我只是个副处级干部.虽然我已有至少被单位隔离审查的思想准备,但结果是让我先进学习班,后又全家发落到总参设在河南的五七劳动学校.两年后的1970年12月,有关部门把我作为“犯错误干部”,从五七劳动学校调往山西省军区分配工作.我从1969年10月起不断向总参党委、作战部党委及 专案第二办公室写申诉信,要求解决我在“罗案组”的“办案思想严重右倾”“犯了立场错误”“搞地下非组织活动”的问题.六年后,终于在1975年10月27日, 作战部委员会给我作了经我同意的“对王亚志同志的平反结论”.该结论最后一段文字是：“王亚志同志在专案组工作期间,对办案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是对的,但因触犯了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办案路线,遭受了黄、吴、李、邱及温玉成、阎仲川的打击迫害.林彪一伙强加给王亚志同志的所谓‘错误’和‘罪状’都是不真实的,应予彻底平反.”至此,虽然我被押送回原单位继续审查,终于有了平反结果,但我为何被押送回原单位后未遭“继续审查”呢?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已离休）,我在总参作战部的好友、原作战部政治处主任冯铭铨（当时也已离休）向我讲了他所知道的实情.冯说：“你回作战部时,总参高层通知作战部,对王亚志的事作战部毋须过问,将由总参政治部保卫部负责予以隔离审查等”冯又说：“你未被隔离审查,关键似在参政保卫部等”又说：“我是做政治工作的,对保卫工作也略知一二,其中常识性的口头语就是‘抓人容易放人难’等保卫部的人一定认为要办一个隔离审查的文件,你是副师级职务,必须副总长批准.当时分工管总参政治部的是陈继德副总参谋长,陈是个办事讲原则、公道正派的领导,他体谅到保卫部在拟写隔离审查批办文件上犯难.”冯还说：“还有许心荣回保卫部后,陈继德当召见许询问‘罗案组’批你的情况,许不会讲不利于你的话,这样对你拘押之事拖了下来,一直拖到不了了之,后来又由作战部党委为你写了平反结论.”冯铭铨同志给我讲的这些话,使我解开了谜团.原来我回原单位未遭隔离审查,既有正直秉公的领导顶住了上层的压力,也有严谨办事的政工、保卫干部,才使我免遭囹圄之灾.正是幸甚矣！
携家发落到河南五七劳动学校近两年,后又在运城军分区当参谋长“打杂”近五年
1969年10月我在总参学习班,因北京要“大疏散”,就被动员转去设在河南的“五七劳动学校”.我妻子在建筑工程部的建筑研究院是个技术人员,为了能照顾我和两个年幼的子女,她就跟我一起发落到了“五七劳动学校”,在那里干农活劳动.一直到1970年年底,有关方面把我以“犯错误的干部”和另几位干部支援山西,去太原山西省军区报到,分配我到太原警备区任副参谋长,任务是领导训练民兵维护社会秩序等打杂的工作.1971年元旦后,我就请假到河南“五七劳动学校”接家属到太原,总算全家在太原落了户.半年多后,1971年7月29日我接通知到省军区谢振华司令办公室去,谢振华就宣布我去运城军分区任参谋长,让我“八一”前报到.到职后,才知道运城军分区机关是为加强战备新组建的,干部是从北京军区等单位抽调的.其实我到山西也是偶然性,因为谢振华到总政要干部,总政干部部对谢说总参有一些有问题的干部下放劳动,不妨到那里挑选一些问题轻的到山西,我就这样被选中.在运城军分区任上,我主要是做了独立营、机动连搞野营拉练等工作.那年头我走遍了山西的禹门口、风陵渡、黄河渡口、中条山、太岳山.每年还要集训一次公社武装部长实弹射击打靶等科目.我总算在运城几年没有给总参下去的干部丢脸.而且两个孩子也能入学读书,在妻子照顾下得到健康成长.虽说那年月全家在运城还算安然,但我在“罗案组”遭批判及回原单位继续审查的问题,恰似我胸中的一块石头未落下.1975年7月31日,罗瑞卿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已获平反.8月,作战部派政治处主任冯铭铨和秘书崔立德到运城同我商讨对我的平反结论,拟出初稿后带回北京,我又在电话中提出一些修改意见,经作战部党委批准后,崔立德就到运城,我签字同意.我抄录一份留存,总算了却这一桩8年历史公案.对此事我未告知运城军分区任何人,自己照常工作.接着我原在志愿军司令部的老同事邓文翰（当时任军事科学院办公室主任）得知我平反后,给我来电话说欢迎我到军事科学院去.我考虑到军科院离城区很远,我妻子单位在东城和平里地区,我向邓说待我考虑一下再定.同时,作战部老部长王尚荣1974年“八一”节获平反后,11月即任副总参谋长,而我的平反结论又是他批准的.但我这个人素无找领导人解决个人问题的性格,就个人来说在山西并无不适,只是考虑到妻子的工作和孩子上学问题,认为还是回北京好.终于在1975年12月经北京军区、山西省军区到运城军分区,转来调我到国防科委司令部任办公室副主任的命令,随即在军分区*了交卸工作.于1975年12月下旬回北京,到国防科委报到,我妻子和两个孩子暂留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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