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川士子读书热情和入仕路径,本文关于读书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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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平蜀后,先于乾德三年（965年）在唐剑南东、西两川之地置西川路,治益州（今成都市）；开宝六年（973年）又在唐山南东、西两道之地置峡路（亦称峡西路）；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并西川路、峡路为川峡路,治益州；咸平四年（1001年）,分川峡路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总称“川峡四路”或“四川路”.这是“四川”得名之始,以后便简称“四川”.
有宋一代,继唐以后,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继续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态势,四川社会的经济文化在唐五代的基础上也达到极盛阶段.
宋朝统治者大多重文轻武,大倡文教,连续掀起了三次兴学运动.第一次兴学运动属于“庆历新政”的一部分,称为“庆历兴学”.第二次兴学运动则属于王安石变法（即熙丰变法）的内容,谓“熙丰兴学”.第三次兴学运动发生在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被视为“崇宁兴学”.后者是以好儒雅、擅书画著称的宋徽宗倡导的.
宋廷发起的三次兴学运动,使各级官学散布蜀中.按照皇帝历次诏令的规定,至南宋初,在今四川、重庆地区应设立州（府、军、监）学49所,县学172所,总计应有221所；但实际建校数大致为95所.这之中,像成都府路16州60县,建校42所,覆盖率约为55%；潼川府路15州52县,建校34所,覆盖率约为50%；像利州路在今四川地域有6州30县,却仅建校ll所,覆盖率约为30%；夔州路在今重庆地区有12州30县,建校8所,覆盖率更是低至约19%.（参见贾大泉、周原孙：《四川通史》第四册）这说明学校教育的发展水平,是受所在区域的文化经济基础制约的.南宋初年,成都成为全国教育的中心地区,学校生员达800余人,堪称盛极一时.崇宁年间,成都府学有校舍300楹,到南宋扩大为585楹,号称“举天下郡国所无有”（《宋代蜀文辑存》卷六十七）.
和此相应,作为私学的书院也在巴蜀地区获得成熟和发展.据胡昭曦先生的考证,宋代四川书院可以确定者为27所,占当时全国书院数的4.4%,在各省中居第7位.其中北宋时四川建书院7所,南宋建20所.胡先生认为,在这27所书院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是位于成都城东的沧江书院和位于邛州蒲江（今蒲江县）的鹤山书院.（参见胡昭曦：《四川书院的发展和改制》,《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3期）据明正德《四川总志》记载,中国古代最早的书院,是在唐贞元九年（793年）于今四川遂宁市西南书台山下建立的张九宗书院.不过,它和宋代四川那种学者聚众讲学治学授徒的性质,还有相当的距离.
据贾大泉、周原孙两先生的研究,宋初,四川士子虽读书好学,但淡泊名利,多不求仕进,轻视科举.《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七载,在太宗、真宗时期,蜀中士子“不事举业,迨十五年,无一预解名者”.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宋廷对四川士子采取了一系列优待、鼓励政策,如为举子入京参加省试、殿试提供往来食宿费用；未如期应考者,准予补试；放宽对举子解试的名额等南宋时,四川除可以举放解试外,还举行“类省试”——这是朝廷将礼部的省试下放给四川宣抚司主持（后改为制置司主持）.这实际是朝廷对四川举子的又一项优待政策.它省去了原来必须在京师参加省试这一环节,从而给路途险远、处在抗金前线的广大四川士子极大的便利.南宋初,朝廷对四川参加“特奏名试”的举人,亦特许在川单独举行考试,由四川宣抚司组织,试时务策一篇；合格者,分别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等.考试题目简单,录取率高（宋宁宗以前为2取l,后改为3取1）,待遇优渥,而且就地考试,不必长途跋涉入京.这自然使得四川举子对朝廷感恩戴德了.据清嘉庆《四川通志》载,仅绍兴二年（1132年）,四川经特奏名试合格而入仕者即达158人之多.（参见萧源锦：《状元史话》）
在朝廷的优待政策鼓励下,四川士子逐渐放弃了以“静退相高”的架子,终被皇帝隆恩降服,从而以前赴后继、摩肩接踵之势,在四川掀起科举入仕的大潮.
据嘉庆《四川通志》的记载统计,两宋之际,四川士子参加科举考试而进士及第者高达3992人,其中北宋为1413人,南宋2579人.有宋一代,正规的进士及第者59598人,四川及第者对此的占有率为6.7%.就四川各地进士及第情况来看,两宋之际以潼川府路为最多,达1916人,约占全蜀进士及第总数的48%；其次为成都府路,为1771人,约占总数的44.36%.就成都府路各府、州情况看,其中成都府为689人,约占四川及第总数的17.26%；三苏故里眉州仅次之,为599人,约占总数的15%；其他州及第者则均在两位数或两位数以下.他如黎州（治汉源）,终宋一代竟无一人进士及第.（参见贾大泉、周原孙：《四川通史》第四册）
有宋一代,四川经殿试而得状元6名,他们是：苏易简,梓州铜山（今中江县）人,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状元；陈尧叟,阆州（治今阆中）人,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状元（陈尧叟二弟陈尧佐为同榜进士）；陈尧咨（陈尧叟三弟）,阆州人,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状元；马涓,保宁（治今南部县）人,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状元；何,仙井监（治今仁寿）人,徽宗政和五年（1l15年）状元；赵逵,资州（治今资中）人,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状元.（参见萧源锦：《状元史话》）阆州在唐代和宋代竟分别出现两次兄弟状元（唐代的尹枢、尹极,宋代的陈尧叟、陈尧咨）.这不能不承认阆州在唐宋两代的文化教育之盛、读书求仕气氛之浓,是他州不能比拟的.当然,这也和各自的家学渊源有很大关系.
有宋一代四川地方响应朝廷号召,热烈办学；广大士子热情参加科举考试,追求功名,走入“彀中”（《唐摭言》卷一记,唐太宗在长安金殿端门看到许多新进士鱼贯走出考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标志着巴蜀社会已完全接受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文化,已完全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从总体说来,这并无不妥,当有积极意义.因为教育兴,则科技兴,文化兴,社会兴,这是一般常识；但就士子放弃自我而投入科举考试,被牵着鼻子来看,这实际是丢掉了巴蜀文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集体禀性——这是自扬雄而发轫,至李白、杜甫而彪焕的悠久传统,也是巴蜀文化曾赖以荣耀的一个闪光点.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看重宋代、特别是南宋四川书院的发展；因为它对于保持巴蜀文人独立不羁、个性张扬的秉赋,阐扬巴蜀文化思想开放、学术的精神,才更具有意义.
当时的书院多属私人组织.在书院担任山长（院长）或主讲者,多是一些不愿入仕或者求官不得的儒生.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愿望、想法来管理书院,根据自己的学习经验来制定指导学生读书的原则和程序,因而管理宽松,有较大的独立性.书院提倡自由讲学,有自由研讨的广阔天地.这就打破了官学为科举服务的约束,形成“门生座主”的学术传承关系.对此,后人总结出许多“学案”,来梳理这方面的文化脉络.当然,有的书院还臧否时政,忧国忧民.但一般书院尽力避免议论国事而维护纯正的学术品位,以期得到长期生存和发展.
成都的沧江书院是著名学者虞刚简（抗金名将、四川宣抚使、“以文学致身台阁”的虞允文之孙）于绍熙年间（1190—1194年）建立的.虞刚简于此“沈潜‘六经’”达16年,包括魏了翁、范仲黼、李心传、李道传等在内的知名学者于此“会文讲学”,研讨理学,“相和切磋义理”达20年之久,使和朱熹齐名的蜀中学者、理学家张栻之学获得传播,“大行于蜀中”.蒲江的鹤山书院则是魏了翁于嘉定年间（1208-1224年）所建.魏了翁在此讲学近五年,培养出王万、吴泳、史绳祖、高斯得等著名学者,还完成了洛、蜀二学的会通；程朱理学也由此得以在西蜀广泛传播.胡昭曦先生认为,沧江书院是书院学术（时为理学）研讨的代表,而鹤山书院则是书院讲授学术（时亦为理学）的典型.（参见胡昭曦：《四川书院的发展和改制》）应该说,四川书院的建设和发展,比起四川士子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更能保持学术的尊严和品位,进而服务于社会,广泛提高人的素质,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而这,也是巴蜀知识分子自扬雄以来一直苦苦追求的学人的人生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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